大师丰子恺,半生颠沛流离,仍画人间温情

亚太日报

text

1963年4月4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周作人对丰子恺大加指责:“丰君的画 ,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 ,不懂 ‘滑稽 ’。”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敌占区的报纸上,对丰子恺的批评就并不少见。

《护生画集》第二集发表之后,就有人说,如今大敌当前,丰子恺不为穷人喊救命,却为禽兽讲护生。

也有人对他的人物进行冷嘲热讽:说丰子恺画人连五官都没有,两条横线也算时髦吗?

但这些饱受争议的画作,却被挂进了大街小巷。

弄堂里的理发馆、澡堂子、馄饨摊,甚至是火柴盒上的图案,到处都有这些“没有脸”的“禽兽”之作。而作者丰子恺也成为了中国漫画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画过,在他之后,也没有人这么画过。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的石门小镇上,是丰家的第七个孩子。

在此之前,家里已经连得六女,父亲给他取名为慈玉。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他从小就浸润在脉脉温情中。即使是幼年丧父,他也始终是家中深得疼爱的一个。

从六岁起,他开始在私塾读书,直到十二岁他进入新式小学,他接受的一直是传统教育,温文尔雅的传统文化勾勒了他的童年。

小时候的丰子恺,就对颜色和线条极为敏感。

《千字文》里的黑白人物,都被他挨个涂上了颜色。私塾先生见他很有想法,就让他试着给大家画孔子像,当时的丰子恺就有了“小画家”的绰号。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离开石门小镇,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夏丏尊和李叔同。

根据丰子恺回忆,前者给了他近乎慈母的关怀,而后者则给予严父般的教育。

夏丏尊负责教授国文课,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被丰子恺奉为圭臬,其中通俗平易的特点,贯穿了丰子恺往后一生的创作。

夏先生也同时担任舍监,他事无巨细地关心着丰子恺的生活,这种照料在很大程度上,让初到陌生环境中的丰子恺,内心有了安全与归属感。

另一位恩师李叔同,可以说是对丰子恺影响最大的人。

他不怒自威的气质深深吸引着丰子恺,丰子恺曾表示:凡是李先生喜欢的我都喜欢。

这位在中国艺术文化领域的大师,永远是沉默宁静的。他的课从一鞠躬开始,再到一鞠躬结束,从始至终娓娓道来。

李叔同教音乐美术课,在丰子恺眼中,李先生凡事认真。在他“温而厉”的教导下,丰子恺养成了做事一丝不苟的习惯。

李叔同的绘画课是从石膏模型写生开始的,这让许多初次接触写生的学生无从下手。李叔同便示范给大家看,并把示范的画作贴在黑板上,向来习惯临摹画作的学生,大都直接照搬黑板上的范画。

而丰子恺却不愿如此草率地“画葫芦”,他依照李叔同的方法从实物出发,因此他的绘画水平进步很快。

有一天晚上,一向极少论人的李叔同,把丰子恺叫到身边对他说:在我所教的学生里,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快速进步的。

回去后,丰子恺在日记本里写道:当晚这几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此后两年,丰子恺在绘画上下足了苦功,有空就向李叔同请教,他们的关系也越发亲近起来。

事实上,统治丰子恺感情的,不止有李叔同的学识,还有他为人的境界。

李叔同注重人格修养,丰子恺践行老师的教诲,一生都是温文尔雅的君子。在西湖边上求学的这五年,奠定了丰子恺人生道路的方向。

他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音乐、散文和绘画。

1919年,毕业后的丰子恺,跟随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到上海开美术学,教西洋画。

一 次,丰子恺布置学生画静物,一只青皮的橘子引发了他的伤感 ,他觉得自己就犹如那个半生不熟的橘子,带着青皮在这里现学现卖,就如同“卖野人头” 。

他下定决心要出国留学,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再次告别了家乡,远渡万里,来到了老师李叔同曾留学的日本。

到了日本 ,丰子恺见到了真正的西洋画,也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是那么大。

然而他的经费却十分有限,正在迷茫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丰子恺在旧书店,意外地发现了竹久梦二的画集。

竹久梦二作品

竹久梦二是日本主流之外的一位业余画家,他擅长用洗练的技法和浅白易懂的笔触,来表达朦胧的伤感 ,别有一番滋味,因此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 。丰子恺看后,感觉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从此,他放弃了油彩和画布,专注于东方人更容易接受的纸墨创作。

但是,丰子恺并不熟悉国画,这时又有一个人给了他灵感。他就是清朝画家曾衍东。这个在中国籍籍无名的画家,在日本颇有名气。

曾衍东作品

曾衍东擅画人物,他的作品饱含幽默,下笔随性,自成一家。

在曾衍东的画中,丰子恺发现 ,笔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则 。因此,他的创作开始尝试突破国画的传统模式。

从丰子恺早年的画作来看,稚拙干净,画面虽然简单,却时常被朋友们称赞。

朱自清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丰子恺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清新自然,纯净温婉。

回国后,夏丏尊亲自写信,邀丰子恺执教春晖中学。

春晖中学在当时是全国中等学校对学生施行美育的典范之一,丰子恺一人就担任音乐、美术、英语三门课的教学。

1924年,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刊登在朱自清、俞平伯编辑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

茶楼一角,客人已散,新月一弯,茶具几盏。著名学者郑振铎看后曾说,“虽然是疏朗的几道笔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也有人对这幅图提出异议的,说画中的月亮方向反了。新月的月牙应该是朝左,而残月才朝向右,但画上却是个朝右的新月。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很快就成为了笑谈。

可天文台的专家看后,却解释道:画中所绘是后半夜新月,朋友小聚,尽兴聊到深夜正好对应此景。丰子恺作画,基于日常的留心观察。平淡之下,深藏情致。

从此,一股独具“温柔敦厚”气息的中国式漫画在他笔下诞生了,丰子恺正式走上画家的道路。

在郑振铎的邀请下,他开始为《文学周刊》作系列插画,冠以“子恺漫画”的名字发表,也为之出了他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往往以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

漫画集问世后,大受欢迎,子恺漫画,开始声名鹊起。

“儿童”在丰子恺漫画里出现频率最高,可以说,他画尽了孩子的喜、怒、哀、乐、懵懂、稚拙等多面的神采。

郎骑竹马来,两小无嫌猜。

走路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

)

最是好光景,努力惜春华。

丰子恺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认为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因此,他借助儿童的视角,细致描摹世间的温柔与感动。

他极尽全力地抛开大人的思维,反对以成人之心,度孩子之意。

他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以饱含同情的笔墨,绘出成人对孩子无形的伤害,在这个过程中,他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点。

一个模子刻一群,如此造人太可怕。

1932年,日本人发动一二八事变,江湾地区成为战场,丰子恺不得不辞别恩师和朋友,连同家人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建起那座著名的缘缘堂。

他在里面作画、写诗,缘缘堂隔开了两个世界,里面的温馨,外面的痛心。他将心中无限的怜悯,化作笔下无尽的悲哀。

当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时,丰子恺正在书房里画《漫画日本侵华史》,他准备把自明朝以来的日寇侵华史,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他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懂。

但他的笔终究没有日本人的铁蹄快,日本的轰炸机还是飞临石门镇的上空。

平时朝昔相处的邻里乡亲,横尸在缘缘堂的门口。年仅九岁的小女儿丰一吟从被炸毁的学校勉强逃回。短短几天之内,石门镇遍地狼藉,在痛苦与哀嚎中,丰子恺带着十几口人匆匆从家乡逃离,撇下了他万分留恋的缘缘堂。

从此,开始了辗转多地的流离生活。

在驶离石门镇的船上,经过再三考虑的丰子恺,将画好大半的《漫画日本侵华史》,忍痛沉入了河水中。

从作此画集之初,他早就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但却担心因此画集,连累一船人的性命。

画集被河水冲走了,丰子恺却没有放弃对侵略者罪恶的揭露,一路上流离失所灾民和哀鸿遍地的惨象,深深震撼了画家的内心。

在漂泊的过程中,丰子恺创作了一系列抗战漫画,描绘华夏大地上的触目惊心。

他用自己的画作告诉人们,在战争年代,更需要歌颂希望。

1949年,当胜利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时,尝尽人间漂泊之苦的丰子恺,终于有了安全与归宿感。

他时常因为新中国的一切热泪盈眶,似乎把前半生积攒起来的委屈,化成了幸福与感动,尽情释放出来。他不仅以更饱满的热情进行创作,更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发表了《大剪刀讲话》,他反对千篇一律的冬青,提倡尊重不知名的花,任其自由发展。

在同行的掌声中,丰子恺怎也不会想到,祸根也就此埋下。

在十年动荡中,丰子恺被打倒。他不仅要忍受无休止的谩骂与攻击,还得承担莫须有的罪名。

纵使如此,他仍然乐观。为了不让家人替他担心,他向来报喜不报忧。他留了多年的胡子被剪断了,他安慰女儿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但丰子恺的寒冬却那样长,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区进行劳动改造,女儿去给他送棉衣,老远就看到父亲胸前挂个破袋子,哆嗦着站在田间摘棉花。

丰子恺看见女儿来了,他反倒开脱说是别人见他年纪大了,才安排这种不太重活儿给他。

而事实上,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下,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1970年,丰子恺因为肺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在病痛折磨和精神的重压下,依然完成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

尽管李叔同早已去世多年,但丰子恺仍以整整百幅画卷,还报老师的恩情,更践行了“护生即护心”的人世诺言。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因为肺癌去世。

大师走了,他的画作却一次次将他带回到我们身边,让世人感受画中从未冷却的温情。

他于悲欣交集的人世间,颠沛流离,半生苦寒,仍能活出人的善良与真情,温柔归来,一如少年。

(来源:艺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