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1963年4月4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周作人对丰子恺大加指责：“丰君的画 ，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 ，不懂 ‘滑稽 ’。”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敌占区的报纸上，对丰子恺的批评就并不少见。
《护生画集》第二集发表之后，就有人说，如今大敌当前，丰子恺不为穷人喊救命，却为禽兽讲护生。
也有人对他的人物进行冷嘲热讽：说丰子恺画人连五官都没有，两条横线也算时髦吗？
但这些饱受争议的画作，却被挂进了大街小巷。
弄堂里的理发馆、澡堂子、馄饨摊，甚至是火柴盒上的图案，到处都有这些“没有脸”的“禽兽”之作。而作者丰子恺也成为了中国漫画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因为，在他之前没有人这么画过，在他之后，也没有人这么画过。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的石门小镇上，是丰家的第七个孩子。
在此之前，家里已经连得六女，父亲给他取名为慈玉。
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他从小就浸润在脉脉温情中。即使是幼年丧父，他也始终是家中深得疼爱的一个。
从六岁起，他开始在私塾读书，直到十二岁他进入新式小学，他接受的一直是传统教育，温文尔雅的传统文化勾勒了他的童年。
小时候的丰子恺，就对颜色和线条极为敏感。
《千字文》里的黑白人物，都被他挨个涂上了颜色。私塾先生见他很有想法，就让他试着给大家画孔子像，当时的丰子恺就有了“小画家”的绰号。
1914年，16岁的丰子恺离开石门小镇，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就是在这里，他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夏丏尊和李叔同。
根据丰子恺回忆，前者给了他近乎慈母的关怀，而后者则给予严父般的教育。
夏丏尊负责教授国文课，他所提倡的白话文被丰子恺奉为圭臬，其中通俗平易的特点，贯穿了丰子恺往后一生的创作。
夏先生也同时担任舍监，他事无巨细地关心着丰子恺的生活，这种照料在很大程度上，让初到陌生环境中的丰子恺，内心有了安全与归属感。
另一位恩师李叔同，可以说是对丰子恺影响最大的人。
他不怒自威的气质深深吸引着丰子恺，丰子恺曾表示：凡是李先生喜欢的我都喜欢。
这位在中国艺术文化领域的大师，永远是沉默宁静的。他的课从一鞠躬开始，再到一鞠躬结束，从始至终娓娓道来。
李叔同教音乐美术课，在丰子恺眼中，李先生凡事认真。在他“温而厉”的教导下，丰子恺养成了做事一丝不苟的习惯。
李叔同的绘画课是从石膏模型写生开始的，这让许多初次接触写生的学生无从下手。李叔同便示范给大家看，并把示范的画作贴在黑板上，向来习惯临摹画作的学生，大都直接照搬黑板上的范画。
而丰子恺却不愿如此草率地“画葫芦”，他依照李叔同的方法从实物出发，因此他的绘画水平进步很快。
有一天晚上，一向极少论人的李叔同，把丰子恺叫到身边对他说：在我所教的学生里，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快速进步的。
回去后，丰子恺在日记本里写道：当晚这几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此后两年，丰子恺在绘画上下足了苦功，有空就向李叔同请教，他们的关系也越发亲近起来。
事实上，统治丰子恺感情的，不止有李叔同的学识，还有他为人的境界。
李叔同注重人格修养，丰子恺践行老师的教诲，一生都是温文尔雅的君子。在西湖边上求学的这五年，奠定了丰子恺人生道路的方向。
他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音乐、散文和绘画。
1919年，毕业后的丰子恺，跟随学长吴梦非、刘质平，到上海开美术学，教西洋画。
一 次，丰子恺布置学生画静物，一只青皮的橘子引发了他的伤感 ，他觉得自己就犹如那个半生不熟的橘子，带着青皮在这里现学现卖，就如同“卖野人头” 。
他下定决心要出国留学，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再次告别了家乡，远渡万里，来到了老师李叔同曾留学的日本。
到了日本 ，丰子恺见到了真正的西洋画，也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是那么大。
然而他的经费却十分有限，正在迷茫之际，一次偶然的机会，丰子恺在旧书店，意外地发现了竹久梦二的画集。
竹久梦二作品
竹久梦二是日本主流之外的一位业余画家，他擅长用洗练的技法和浅白易懂的笔触，来表达朦胧的伤感 ，别有一番滋味，因此深受日本民众的喜爱 。丰子恺看后，感觉找到了努力的方向。
从此，他放弃了油彩和画布，专注于东方人更容易接受的纸墨创作。
但是，丰子恺并不熟悉国画，这时又有一个人给了他灵感。他就是清朝画家曾衍东。这个在中国籍籍无名的画家，在日本颇有名气。
曾衍东作品
曾衍东擅画人物，他的作品饱含幽默，下笔随性，自成一家。
在曾衍东的画中，丰子恺发现 ，笔墨不必恪守前人定则 。因此，他的创作开始尝试突破国画的传统模式。
从丰子恺早年的画作来看，稚拙干净，画面虽然简单，却时常被朋友们称赞。
朱自清说：“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漫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儿的小诗，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丰子恺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清新自然，纯净温婉。
回国后，夏丏尊亲自写信，邀丰子恺执教春晖中学。
春晖中学在当时是全国中等学校对学生施行美育的典范之一，丰子恺一人就担任音乐、美术、英语三门课的教学。
1924年，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刊登在朱自清、俞平伯编辑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
茶楼一角，客人已散，新月一弯，茶具几盏。著名学者郑振铎看后曾说，“虽然是疏朗的几道笔痕，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
也有人对这幅图提出异议的，说画中的月亮方向反了。新月的月牙应该是朝左，而残月才朝向右，但画上却是个朝右的新月。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很快就成为了笑谈。
可天文台的专家看后，却解释道：画中所绘是后半夜新月，朋友小聚，尽兴聊到深夜正好对应此景。丰子恺作画，基于日常的留心观察。平淡之下，深藏情致。
从此，一股独具“温柔敦厚”气息的中国式漫画在他笔下诞生了，丰子恺正式走上画家的道路。
在郑振铎的邀请下，他开始为《文学周刊》作系列插画，冠以“子恺漫画”的名字发表，也为之出了他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往往以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
漫画集问世后，大受欢迎，子恺漫画，开始声名鹊起。
“儿童”在丰子恺漫画里出现频率最高，可以说，他画尽了孩子的喜、怒、哀、乐、懵懂、稚拙等多面的神采。
郎骑竹马来，两小无嫌猜。
走路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
)
最是好光景，努力惜春华。
丰子恺曾说：“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认为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因此，他借助儿童的视角，细致描摹世间的温柔与感动。
他极尽全力地抛开大人的思维，反对以成人之心，度孩子之意。
他常常站在孩子的立场上，以饱含同情的笔墨，绘出成人对孩子无形的伤害，在这个过程中，他戳到了中国教育的痛点。
一个模子刻一群，如此造人太可怕。
1932年，日本人发动一二八事变，江湾地区成为战场，丰子恺不得不辞别恩师和朋友，连同家人离开上海，回到老家，建起那座著名的缘缘堂。
他在里面作画、写诗，缘缘堂隔开了两个世界，里面的温馨，外面的痛心。他将心中无限的怜悯，化作笔下无尽的悲哀。
当日本人在杭州湾登陆时，丰子恺正在书房里画《漫画日本侵华史》，他准备把自明朝以来的日寇侵华史，完完整整地呈现出来，他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懂。
但他的笔终究没有日本人的铁蹄快，日本的轰炸机还是飞临石门镇的上空。
平时朝昔相处的邻里乡亲，横尸在缘缘堂的门口。年仅九岁的小女儿丰一吟从被炸毁的学校勉强逃回。短短几天之内，石门镇遍地狼藉，在痛苦与哀嚎中，丰子恺带着十几口人匆匆从家乡逃离，撇下了他万分留恋的缘缘堂。
从此，开始了辗转多地的流离生活。
在驶离石门镇的船上，经过再三考虑的丰子恺，将画好大半的《漫画日本侵华史》，忍痛沉入了河水中。
从作此画集之初，他早就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但却担心因此画集，连累一船人的性命。
画集被河水冲走了，丰子恺却没有放弃对侵略者罪恶的揭露，一路上流离失所灾民和哀鸿遍地的惨象，深深震撼了画家的内心。
在漂泊的过程中，丰子恺创作了一系列抗战漫画，描绘华夏大地上的触目惊心。
他用自己的画作告诉人们，在战争年代，更需要歌颂希望。
1949年，当胜利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时，尝尽人间漂泊之苦的丰子恺，终于有了安全与归宿感。
他时常因为新中国的一切热泪盈眶，似乎把前半生积攒起来的委屈，化成了幸福与感动，尽情释放出来。他不仅以更饱满的热情进行创作，更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建言献策。
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上，他发表了《大剪刀讲话》，他反对千篇一律的冬青，提倡尊重不知名的花，任其自由发展。
在同行的掌声中，丰子恺怎也不会想到，祸根也就此埋下。
在十年动荡中，丰子恺被打倒。他不仅要忍受无休止的谩骂与攻击，还得承担莫须有的罪名。
纵使如此，他仍然乐观。为了不让家人替他担心，他向来报喜不报忧。他留了多年的胡子被剪断了，他安慰女儿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但丰子恺的寒冬却那样长，他被下放到上海郊区进行劳动改造，女儿去给他送棉衣，老远就看到父亲胸前挂个破袋子，哆嗦着站在田间摘棉花。
丰子恺看见女儿来了，他反倒开脱说是别人见他年纪大了，才安排这种不太重活儿给他。
而事实上，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下，他的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1970年，丰子恺因为肺病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在病痛折磨和精神的重压下，依然完成了《护生画集》的最后一集。
尽管李叔同早已去世多年，但丰子恺仍以整整百幅画卷，还报老师的恩情，更践行了“护生即护心”的人世诺言。
1975年9月15日，丰子恺因为肺癌去世。
大师走了，他的画作却一次次将他带回到我们身边，让世人感受画中从未冷却的温情。
他于悲欣交集的人世间，颠沛流离，半生苦寒，仍能活出人的善良与真情，温柔归来，一如少年。
（来源：艺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