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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作者 Madeleine Thien 是华裔加拿大人）还小的时候，我和妹妹是温哥华唐人街传统舞蹈团的成员。我们穿得就像是孔雀和采茶者一样，还佩戴着乱七八糟的丝带或漆过的扇子。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样一个一贫如洗却洋溢着自豪与活力的社区里，我们成了给人带来欢乐的有趣饰品。
1974年，我们一家经由香港和马来西亚辗转来到加拿大。我的父母打多份工，并把我们送去了唐人街边上的一所学校。每天的中文课程没有对我们的英语学习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拒绝讲广东话，神奇的是我们点餐时能流利地说出一些简短的广东话。对我父母而言，唐人街既是一个魔幻王国也是个难民营，或许也是唯一一个能让他们暂时忘却烦恼的地方。
温哥华的唐人街建立于19世纪80年代，当时珠江三角洲发生的暴力事件（粤西地区在19世纪末发生客家人和广府人的大规模械斗冲突——译注）让中国移民纷纷逃离这里。在加拿大，中国移民们承担了铁路上最危险的工作，但收入却还没有白人劳工的一半。铁路建成之后，坚决要把汇款寄回国内的华工们又从锯木厂、煤矿、皮革厂和砖厂找到了工作。但是他们的存在却遭到主流社会残酷的抵制。
191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杂志刊载的一篇社论曾向世人提醒“这一民族荒唐可怕的繁衍能力”，而用当地日报《世界》的话说，则是由“不体面之人”组成的廉价劳动力。城市和联邦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歧视性措施来针对中国人，包括征收500加元的人头税（政府从这些移民者身上征收的税款达到了33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亿2100万美元），实行宵禁、额外征税、剥夺选举权以及通过一项移民排斥法案。
中国移民者成了暴力袭击的目标，被排华法案驱逐出了主流贸易，还被贬为危险分子。——“我认为他们的习惯和他们的道德一样不堪，”1885年向一名皇家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报告中这样描述华人——华人社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温哥华唐人街的千禧门牌坊。
“东方之城”
唐人街在整个北美建立了一个并行的社会，内含学校、互助会、图书馆和一整套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一个自我保护的空间结构渐渐衍生出来：建筑群色彩鲜艳的外表能够满足旁人想要体验异国风情的愿望，而这个建筑群里的内部世界则能够满足那些隔离在日益拥挤的空间里的中国劳工的日常需求。
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美国旧金山最古老的唐人街那些鲜艳的外墙由建筑工程师 T Patterson Ross 和AW Burgren设计，中国商人聘请他们二人创造出一个别具异国风情的建筑群来。
在《美国华埠：五个社区中人的历史》(American Chinatown: A People’s History of Five Neighborhoods）一书中，记者崔崇尧（Bonnie Tsui）女士记载了这座名副其实的东方宫堡之城如何“成了中国商人试图改变中国移民聚居区形象而有意为之的东西方交汇的尝试……以及如何一直让它保存下来。”中国商人们想知道：精心的装饰是否会让他们前卫的建筑更具生机，主流社会对于外来者的恐惧是否有所减少？他们有没有可能踏入这些色彩鲜艳的大门，被他们土地上的这个异国世界所吸引？
到1910年，温哥华的唐人街开始出现飞檐、玻璃屋顶和其它富丽堂皇的装饰。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希望借以传达高贵和社会凝聚力的装饰却加剧了社会普遍存在的误解。很多人以为中国移民给建筑增添这些细节是因为他们无法融入新的环境。Ross 和 Burgren 设计的建筑群则成了世界各地华人聚居区的象征。
1935年前后的温哥华唐人街。
举例来说，墨尔本的唐人街在20世纪70年代进修了修缮工作，其中包括修建“中国式拱门”和“中国大道”等，有人撰文认为这些做法旨在趁着澳大利亚向多元文化新时代转变之际“向该地区注入‘中国’文化”。
华人居民们与城市规划作斗争，在新闻上发表声明称他们希望“被当成澳大利亚人，受到人们以礼相待”，并且不希望他们的街道变成“奇怪的东西”从而把他们当成“与众不同、稀奇古怪之人”隔离开来。这些居民们并没有赢得这场斗争，之后的城市法律规定加强了对“中国色彩”使用和垂挂标识的管理，市长在1986年时表示这些元素“会让这些地区定义更为鲜明”。
与此同时，日本横滨的唐人街尽管建造于150多年前，却从未融入周边环境。现在，超过500家企业一股脑地涌入这个占地只有500平方米的区域，使得这里成为了最好的“魔幻城堡”，完全就是熊猫玩偶、月饼、“正宗饺子”、占卜大师和通俗艺术作品聚集的万花筒。
横滨的唐人街修建于150多年前。
最近一次去横滨时，一个学生告诉我，这座唐人街并不是个关系密切的社区，而只是一群与横滨这座城市紧密合作的商人的聚集地。而这位学生的叔叔在横滨做了30多年的生意。“这个社区只是想赚钱谋生。”
这个唐人街中国居民的人数在减少，其2000万游客中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旅游业是横滨唐人街保持着表面异域风情的原因所在。“没必要采访我们，”一位餐厅老板说道。“我们只是开了家餐馆而已，没什么别的。”
横滨的唐人街社区让我们得以一窥在别处安顿下来的人们如何成为一个国家政治和民族特性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居住在外的中国人而已。在横滨，已经和日本人分辨不出区别的新横滨人身份已经形成。居住在此的中国人身份比这些古老建筑显得更加易变。
在一个小时路程之外的东京，一个红白相间的指示牌标记的社区并没叫做“东京的唐人街”，只简单地写着“池袋站北出口”。华人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来到了在这里，他们在这里寻求移民援助，寻找托儿所、食品杂货店、语言课程以及许多登着招工广告的中文社区报纸。华人现在成了日本最大的外国人群体，居民人数超过70万。与横滨的唐人街不同的而是，这里没有五彩斑斓的外墙，也基本没什么游客。
何吉森（音译）生于苏州，10岁时与家人一起搬到了东京。一开始，不会讲日语的他遭到了孤立。“我的同班同学把我当成笑话，”他说道。“三年里，我一直都是一个人。但是当我回家经过池袋车站北出口时，才真的像是回到了家。我周边的人都讲中文，我就感到很安心。”但是随着他的日语变得流利起来，他关于自我的想法也开始转变。他最近已经去往温哥华学习去了。
“我的电脑用的是日语键盘，而手机则用的是中文键盘，”他说道。“现在我在学英语，因此我得在三种语言之间转换。有时候这简直要让我疯掉。去年我开始学习韩语，我发现它容易得多。有时候我甚至会不经意地和我祖父讲日语。”
当我问他是否愿意选择只会一种语言时，他毫不犹豫就给出了答案。“不，我想不会。我宁愿不要这样，那就让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人们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街头小贩处买东西。
从唐人街到铁道镇
20世纪80年代，许多中国移民来到温哥华，希望摆脱在唐人街的困境并取得成功，唐人街里窄窄的街道和建筑是那段饱受歧视的历史的实物证据，也是华人“一直以社群形式繁衍生息”的证据。
一切都在发生改变。今天，这里的华人劳工阶级正面临流离失所的局面，贫困社区也将被迁走。他们在面对坐拥城市重新规划项目和政府激励计划支持的开发商时无能为力，近期开发的一座公寓的价格在100万至200万美元之间。
图为关素俐记录温哥华唐人街拆迁的纪录片《顺其自然》剧照。
在《顺其自然》这部关素俐导演的讲述温哥华唐人街拆迁和遗失的纪录片中，温哥华最大的房地产商鲍勃·伦尼（Bob Rennie）坚持认为“父辈们有过欢乐时光的唐人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并且表示这座城市必须放眼未来。
开发商们声称他们是在保护这一区域，但事实确实该社区的灵魂——也就是这里的人们以及他们的谋生之道——现在却在为争取自己的存在而斗争。
与此同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华人聚居区，不过其界限却与温哥华本拿比市混淆了起来。原来的唐人街上全是些楼层低矮的商铺，街道也都很窄。但是这个新地方的玻璃摩天大楼、购物商场和许多专门烹饪中国地方菜系的餐厅，无不显示出一个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而主要语言则是普通话。
本拿比这个地方与建在公交站旁边的市郊住宅区很像，与上海、香港或新加坡那些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也很接近。从建筑上来说，这里看上去就像一座亚洲大都市，而非人们想象出来的具有东方审美的地方。本拿比肩负着新的唐人街的压力，而唐人街再也不是有着明显分界的区域，也不是由充满异国风情的牌坊大门围起来的聚集区。
相似地，现在已经无法简单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界了。一个国家是否能够生产并且不断设计出西方国家要求的真正与众不同、一直保持异国风情的东西？ 《温哥华唐人街》（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 1875-1980）的作者凯·安德森就认为，墨尔本的唐人街一直被国家和当地政府当成“具有一些‘中国’元素的产物和象征，本质上与澳大利亚主流背景不一样的东西”。
把中国人当成“不体面之人”和无法融入当地的旧思想仍然存在。“中国劳工属于低端、不体面和逆来顺受的那一类，”种族主义者组织“劳动骑士团”一个世纪前如此表示。“他们不仅能靠着远低于最低工资的薪水生存，甚至还能致富，而我们靠这点工资甚至难以生存。”
这种对于中国人的恐惧在当代仍然不绝于耳。一个世纪前，温哥华的中国人聚居区成了排亚联盟（Asiatic Exclusion League）和三K党当地分会暴力针对的目标。与其他唐人街一样，为了应对这些歧视，这一聚居区建起了五彩缤纷的边界，居民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希望我们能取得新的身份，获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也不能忘记回家。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