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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駐墨爾本記者徐儼儼 宋聃】“泥娃娃，泥娃娃，泥呀麼泥娃娃……悠揚的漢語歌聲遠遠從教室裡傳來，不太標準的發音和稚嫩的嗓子讓人有些忍俊不禁。記者日前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哈卡威小學採訪時看到，幾十名小學二年級至五年級的“洋娃娃正在中國老師的幫助下，努力學唱中文歌，四周教室的牆壁上也都掛滿了充滿中國味兒的招貼畫和小物件。
哈卡威小學助理校長西蒙妮·蘭德爾對記者介紹，澳大利亞各州小學目前正掀起前所未有的中文學習熱，目前越來越多的孩子選擇中文作為外語學習的第一選擇，因為他們的父母認為，澳大利亞未來在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
哈卡威小學這一場景，只是澳幾十年來全力推行國家外語教育戰略的一個典型縮影。作為一個奉行多元文化的多語言移民國家，澳大利亞深刻認識到外語是對外合作交往的手段。外語教育的品質事關國家競爭力和未來發展，有助於一個國家適應全球化的經濟發展。為此，澳歷任政府制定實施了一系列外語教育政策，其外語教育政策引起國際語言學家和政治家的廣泛關注，被認為是成功的語言政策實施範例。
中央層面執政、在野兩黨有共識：攸關國家安全 制訂多部政策
目前就職于墨爾本大學的著名語言學家約瑟夫·羅比安科1983年開始制定澳大利亞第一部體現多元文化的語言政策，被稱為澳大利亞語言政策“教父。這部名為《國家語言政策》的文件於1987年頒佈實施，使澳成為全球第一個實施多語言政策的國家。
——因國家戰略安全“不能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羅比安科告訴記者，無論目前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還是在野的工黨，他們在過去近30年一直擁有這樣一個共識：為維持國家戰略安全和國際競爭力必須全力推進外語教育。世界發展的趨勢是多級化，不再是美國一家獨大。而澳大利亞在體量上是一個中等國家，無論安全或經濟都嚴重依賴域外，因此有著強烈的危機感和不安全感，必須同時與盡可能多的國家進行交往，而不能僅僅依賴美國等盟國。否則一旦命脈被切斷，後果將是災難性的。在此背景下，澳政府一直在刻意推進不同語種教育。
——出臺多部政策根據時代發展持續更新。記者調研瞭解到，澳政府1991年出臺白皮書《澳大利亞的語言：澳大利亞語言與讀寫能力政策》，對外語學習設定了一個長遠目標, 即到 2000年所有澳大利亞人將有機會學習一門適合他們需要的外語。此外，集中力量資助14種優先語言, 其中包括重要的少數族群社區語言, 如土著語、義大利語、德語、希臘語、西班牙語、越南語；6種在區域和經濟上顯得重要的語言：中文、印尼語、日語、韓語、俄語和泰語；兩種在經濟和文化上顯得重要的語言：阿拉伯語和法語。而且白皮書建議各州和地區從中確定8種作為其優先語言，為每個參加優先語言學習的12年級的學生提供 300澳元特別資助金, 資助比例最高達到12年級學生人數的25%。此後，隨著亞洲在澳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重要性不斷加大，澳聯邦政府相繼頒佈《澳大利亞國家學校亞洲語言與研究戰略》《國家學校亞洲語言與研究計畫》，尤其是會講中文的前總理陸克文執政後，進一步確定了向亞洲語言教育傾斜的政策辦法。
——中央政府設立專門機構制定政策不可或缺。羅比安科曾擔任聯邦政府語言政策制定和執行機構負責人，但隨著不同執政黨的具體政策調整，這一機構於2002年被撤銷，目前各州、地區分別執行各自的外語教育計畫，定期由聯邦教育部協調在一起磋商。他認為，澳政府撤銷中央管理機構是一大敗筆，導致各州“各自為戰。儘管聯邦政府不論誰執政，宏觀上對強化外語戰略沒有分歧，但由於地方政府輪替，使需要在具體執行層面持之以恆的部分舉措缺乏連貫。
以亞洲語言為核心進行外語教育規劃
公開資料顯示，全澳正在被使用的語言超過300種，目前在學校被教授的有55種。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資源都是有限的，那麼澳方選擇何種語言進行關鍵語種扶持呢？
全球最大的海外中文學校新金山中文學校校長孫浩良說，受經濟理性主義影響，澳歷屆政府把語言看做一種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優勢、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重要資源。過去十餘年來，亞洲在澳大利亞雙向貿易中已佔據絕對核心地位。比如，目前中國是澳第一大交易夥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第一大服務貿易出口目的地。“現在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亞的前途在亞洲。
隨著政府對亞洲認同的深入，為發揮語言的經濟價值，多年來澳官方一直將中文、日文、印尼文和韓文四種亞洲語言視為外語教育扶持的重中之重。據羅比安科介紹，在2001年澳外交貿易部的語言優先名單上，中文、日文、印尼文被列為第一等級，而歐洲語言絕大部分被列入第三等級。
羅比安科根據自己參與的專案透露，目前澳政府確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至少有25%的12年級學生能夠完成一門外語學習並畢業，在小學則要求100%的學生接受一門外語教育。而在澳大利亞語言教育最發達的維多利亞州，高考（VCE）外語語種有近20種，這25%的12年級學生參加高考時要確保至少一半人參加亞洲語言考試。
孫浩良說，澳大利亞外語教育從小學就開始了。由於中小學教育是州政府的許可權，目前中小學外語能力評價標準都是各個州自行確定。而外語在個人評價中的權重，主要體現在高考中。
孫浩良認為，從趨勢看澳大利亞人普遍對學習外語越來越積極。作為基層外語教育執行者，他的體會特別明顯。比如近兩年已有超過20所有小學要求和新金山學校展開中文教育合作，要求他派遣教師開設相應課程。就在最近，又有三所學校希望他明年能開設全日制中文課，6所要求開設選修課，這體現的就是澳大利亞社會對融入亞洲、全力推進亞洲語言教育的巨大需求。
可供借鑒：中央建立應急語言人才儲備 社區全力扶持多語言教育
與任何國家一樣，澳大利亞也面臨著語言人才流失的問題，但主要從中央儲備和地方扶持社區教育兩方面著手應對。
羅比安科說，美國“9·11事件對澳大利亞安全戰略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美國政府四處招募阿拉伯語人才的景象讓人記憶猶新。澳聯邦政府外交貿易部後來專門設立了國防語言學校，重點教授與國家安全和對外經貿聯繫密切的戰略性語種，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會需要這些也許冷門，但可能關鍵的語言。他本人現在就在該學校學習緬甸語。與此同時，該學校還在有選擇的移民社區對其語言教育進行支援。由於時代和需求不斷變化，該學校每兩年調整一次戰略語種名單，以求最大限度服務於政府需求。
而在社區層面，澳有關部門對不同的移民群體予以資助，幫助他們對自己的下一代進行母語教育。“每週六，澳大利亞全國的伊朗、阿拉伯、土耳其和葡萄牙等移民社區，都會開設自己的語言培訓科目，而政府對這些專案是給錢資助的。
曾多次訪華開展合作的羅比安科認為，中國的外語教育戰略可從以上兩點借鑒。在他看來，目前中國外語教育存在以下問題：一是過於偏向英語教育，造成其他小語種雖面臨較大需求，但人才供給卻跟不上的窘境；二是中國的語言教育政策和體系是自上而下，開設科目來自于行政規劃而不是市場、民間需求；三是貧窮偏遠地區的外語教學品質遠遠趕不上北上廣等發達地區，師資力量難以令人滿意；四是中國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實施民族語言和漢語“雙語教育，同時還要教授英語，但這些民族地區的教學方針和師資配備均無法完成這一目標；五是中國學校的英語教學品質難以令人滿意，學生學到的內容和實際生活嚴重脫節，收穫有限；六是中國有關部門僅僅強調學校外語教育，沒有在社會上形成相應的語言教育配套和氛圍，以致學生出了校門沒多久就忘記所學，這可以解釋為何中國幾億人學習英語，外國人在街頭卻難以找到可溝通的中國人這一奇特現象。
羅比安科認為，其中部分問題他無法提供解決方案，但有些建議可供中國有關部門參考。
——由學校、老師和學生來決定學習何種語言，使外語教育匹配市場需求，而不是由行政部門指定；
——中國雖不像澳大利亞是個移民國家，有天然的語言庫存，但在北上廣等發達地區有大量英語、德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韓語等外國人群體。這些人長期定居中國，可從扶持這些群體的社區語言教育著手，擴大全社會學習不同語言的氛圍，也可從中挖掘資源建立應急語言人才儲備；
——避免過於偏重英語教育，多教授其他語種，儘量鼓勵學生學習兩門外語，這是全球化的必然趨勢；
——學校英語教育應儘量貼近實際生活需求。（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