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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变成过往的怀旧情绪，这一天终会到来。这并不是因为一切都成真了，我们不需要科幻小说了，反而是因为一切都变假了。20世纪80年代时，当我们阅读威廉·吉布森，或者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时，又有谁能想到他们只是普通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生活变化记录的忠诚度绝不亚于查尔斯·狄更斯呢？我现在还记得，当我小时候，每天深夜都把关电视当成一个仪式。我每次都有点害怕，因为女王就在电视上，而大家都讨厌她。当时还没有遥控器，所以我必须走到电视机前，按下按钮——当女王消失成一个小白点时，我终于舒了一口气。这时候整个世界都已远去，最后的黑暗面纱笼罩着大不列颠——除非我躲到被子里举起手电筒看一会小说。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徘徊于电视和图书馆的书籍之间，这也形成了我私人生活的完美循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也许会在道德感上监视我们，天主教上帝也是——麦克劳克林神父曾经告诉过我：“只有他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坚定地认为私人生活是个人的一部分，甚至是个人的第一原则。
有一天我用胶布封住了电脑摄像头，接着我上楼把电视的数据收集功能关掉了。最近，由于我的一些事情被曝光，我遭受到了一些网络攻击。尽管知道这种做法很蠢，我还是决定做点事情让他们更难找到我。21 世纪最伟大的抗争便是争取个人隐私和自主权。对我来说，这也是文学所要进行的抗争，以此区别于那些暗地里喋喋不休的社交媒体。作家是靠个人体验增强实力的，不是靠推特，读者也是一样。一位作家如果轻率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言论，就是某种程度上扼杀思考，是对作家这个我们擅长并且赖以为生的职业的一种损害。但现在，我们都是演员，政客们步步皆是戏，甚至有些还说得过去的作家，在反对全球性的愚蠢竞争的时候，都显得顾虑重重。文学包含了伟大的新闻事业，因此在公共领域发挥势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更重要的应该是对于私人领域的开发。如今，面对政治势力对我们时代的挤占，尊重隐私——一个人的全部秘密史——也许是唯一可以纠正这种风气的方法了。
安德鲁·奥海根
打着“国家安全”、“世界和谐”的旗号，你现在正被迫变成另一个温斯顿·史密斯（《一九八四》主人公），既要接受监视，还要自我反思。楼下的电视机也许根本没被关掉，它只是假装被关掉了。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和MI5（英国“军情五处”）于 2014 年 6 月在合作项目中达成了一个叫做“哭泣天使”的协议。(该协议声明某些型号的电视机会被编程为保持开机状态，摄像头会一直运作，收集到的“数据”可由相关机构调取。）正如英国预防运动所彰显的，重要的是证明，每一个有私生活的人都有隐藏什么的嫌疑，这就意味着，将来没有人可以奢望个人隐私权，要不然他就是有什么危险的动机。
维基解密在发布“哭泣天使”的相关文件时报道称，部分电视，以及所有的手机都“像窃听器一样在工作，它们记录下屋里的谈话内容，再通过网络发送给一个秘密的 CIA 服务器。”在家中被监视、在路上被喊停然后搜查、个人“信息”被移交给安全部门，这一系列事件现在都被理解成安保措施，一旦质疑它，你就成了《每日邮报》所谓的“常识”的公敌。现如今，要想被冠之以“自由主义者”的名号，你也不必真的去做一个自由主义的斗士：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去相信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坚持拥护国家主权大于个人思想。不过最近，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约却被潜在的恐怖分子用来维护自己的主张了。
狄更斯相信火车旅行会改变人的自我意识。1846 年，他认识了“铁路大王”乔治·哈德逊，于是他将对蒸汽引擎的热爱在脑中反复琢磨，并在他当时正在写的一本小说《董贝父子》中留下了这些感受与思考。他写道：“这个时期发生的大地震，第一次震动就把整个地区都震裂了，一直达到它的中心。这里有十几万个没有完成的形状和实体，散乱地混杂在一起，上下倒立，深埋在地下，高耸在空中，腐烂在水里，像梦一样地难以理解......尚未峻工、尚未通车的铁路正在修建中，它从极端杂乱的中心，沿着它的文明与进步的宏伟路线，平静地、慢慢地向远处延伸。”他描绘了即将来临的，也记述了就此流失的。“在铁路线开始的地方有霉臭难闻的田野、牛棚、粪堆、垃圾堆、水沟、菜园、凉亭和敲打地毯的场地。”
特朗普“可以100天之内说400条谎，然后再一笑了之”。
在狄更斯的眼里，这一切带来的不仅仅是进步和光明，还有黑暗——比如那些浓烟、噪音、过度拥挤的城市街道。遥远的乡村田园从此一去不返。随着一切距离缩进，新的问题也在产生。从作家的角度来说，因特网与铁路起了相似的效果。它先是给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许诺，“我们”会被连结在一起，“我们”可以不断地即时地分享信息，分享体验。但我们并不知道，所谓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甚至“我”也不是。近些年来，最令人振奋的愿景便是依赖秘密和谎言生存的老式权力机构将会被富有洞见的新型科技取代，这些科技对于个人利益的维护绝无偏见。
维基解密和比特币正是为了挑战军事工业联盟的中心地位而建立的：它们似乎在说，我们会带走你的秘密，我们的电脑会对你保持忠诚。这仿佛与一种新型的民主联系在了一起：世界上的每一个电脑用户，每一天在每个地方，都在全新的数字媒体条款中承担着揭露腐败、保障权益的义务。黑客也许会打断这个节奏，但别忘了国家安全部门也有先进的网络条件，他们会及时地发动官方黑客以及人民去保护自身的利益。罪犯们在网络中出场，他们对于世界上的高新技术一直都是无孔不入的，而理想主义者们还被黑心公司蒙在鼓里呢。特朗普——一个邪恶的自大狂，一个美国穷人心目中理想的有钱人——会说“我爱维基解密”，他可以对普京比华盛顿人的任何一个人都亲切。他可以 100 天之内说 400 条谎，然后再一笑了之，他可以在推特上发表更多的垃圾信息，取消每日新闻发布会。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行为。他可以一面指控奥巴马的监视行为，转过头来又与俄罗斯人分享安全情报，留下我们在原地发懵，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到底谁是谁？这难道是一场自由主义的政变？那些乌托邦理想主义者、原生黑客、天才干扰者，就这样让自己变成了国际右翼势力阴谋的一颗傻瓜棋子吗？
唐·德里罗在 911 之后紧接着写了一篇小说《坠楼者》，我告诉他“现实”超出了他的视野，事实上“现实”超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视野。在这个虚假的时代，你可能会感到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并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作者和读者都享受的探索“真实”的时刻再也不复存在了。对于亨利·詹姆斯而言十分重要的私人生活，也已经让位于网络了。我们观看与被观看的方式，我们反观自己的方式，无一例外地被转化成了数字代码。内在的生活，本意是我们内心的样子，它的点点滴滴是要用文学这样的东西才能充分展现的。而今内在的生活有了别的意思：它是指你在网上是什么样的人。它是你的购物车，你的点赞记录，你与他人的互动所展现出来的你的动态和思想。未来的战争也许就在于争夺代码的控制权。
过去，我们看一个人的人生——比如詹姆斯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私人生活，她的秘密愿望，她压抑的情感，她的过去，她的人性，都是要从句子、段落中呈现的内容中细细挖掘，去品味她说出来的话，以及那些她犹豫着未能说出口的，如此到最后，她的形象方能栩栩如生。而今，自我意识已经不再是这样塑造的了。像她这样一个类型的女人的“自我”，如今很可能直接用神经网络就可以定位了。如果你回顾一下过去三年来电脑科学专利的成果，你就会发现：未来的私人生活不再是个人体验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而是一系列运算法则。现在就已经有这种趋势了。2010 年，马克·扎克伯格在旧金山的一场会议上宣称隐私将不再是一项社会准则，Gawker（一家八卦网站）的尼克·丹顿则代表一代人宣布“对隐私的每一次打破都是一次解放。”
妮可·基德曼在1996年《一个贵妇人的画像》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中扮演伊莎贝尔·阿切尔
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现在是做出实际行动的时候了。写一篇小说是一个持续产出的过程，我不是说一直在写，而是你给自己点明了故事的方向，你知道你可以写下去。我经常走出门外，寻找故事，这些故事也能改变我。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仅仅是一些人会有的习惯，但似乎这种习惯会让小说家写出独一无二的对话。现在我做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新闻采集者，而只是去发现好故事，因此对于我来说小说技巧不会显得陌生，也不会显得不合时宜。最近几年，我比较喜欢写那些活在自己创造的现实中的人物，或者其他一些与小说相关的故事。我必须走进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影子一同起舞，从而发现整个故事。当我还是个年轻的读者的时候，我从诗人那里学会不要轻信现实，正如华莱士·史蒂文斯所写道的：“现实是一种陈词滥调，我们要用隐喻来逃离它。”因此我在《秘密生活：三个真实的故事》中使用了大量虚构的内容。
从现实事务中提取出讽刺故事并称之为文化，这似乎是这个时代的习惯（去看看电视剧你就知道了）。运用隐喻的手法，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在调查这种文化的时候也许能快人一步——这可能是我们总能表现优异的原因，我们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启录音设备。当被问及哪种艺术表达更接近于写作时，诺曼·梅勒回答我说：“表演”。他谈到了关键是要摆脱自我，让自己成为与大多数人无关的自由个体。对于那些时时期待另一种生活的作家来说——不管是写虚构作品的还是非虚构作品的——他们的原则都是以自由地进行自我超越作为作家的第一要义。我相信这就是菲茨杰拉德说“不存在可信的作家传记”时所要表达的，因为“一个好作家是无数人物的集合。”
早在理解网络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之前，我们就已经对网络成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网络给予了我们每个人平等的创作机会，只要你有电脑，并且有意愿扎进网上纷繁的故事之中，你就可以写。巴拉德预言，社会将不再需要作家的角色。他写道：“鉴于外部现实就是小说本身，因此不再需要作家去发明故事，因为它已经有了。”每天在网上你都能看到有人实践他的预言，人们在网络这个集市上来来往往。人们使用邮件不用见面就可以进行即时通讯，不管写邮件的是不是本人。Facebook 上有高达 6700 万的“假名”，其中许多人都在网上过上了不那么平凡的生活。网络的加密功能每个普通用户都成了幽灵一样的存在，他们用着化名，成为了一个个幻影。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购买力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但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商业公司、手机公司来说，我们的信息又是可以暴露的，因为他们要优化服务，比如提供新的美瞳颜色、更好的保险、健身的方法，等等。然后他们再把数据移交给政府，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使我们的信息再次得到暴露。也许巴拉德关于作家角色的想法还是太悲观了：面对全新的虚拟世界，如果作家不抽身而退，而是加入网络，并以此为创作灵感呢？
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由此我开始对虚拟现实的问题进行思考，我发现许多问题简直和人性一样古老。那种真实的感受、真切的体验，都是人才有的，是机器不能，或者说还未理解的。在这样一个充斥着巨变的时代，去寻找真切的体验似乎是一项过时的工作，怎么会有人舍弃确定性而去找寻未知呢。六年来，我基本上是投身于网络上的西部小说写作，有时候，这种感觉就像是独自穿行于后工业化进程的峡谷与沼泽之间。我们在真正学会礼仪得体之前，在制定出清晰的道德规范之前，就一头扎进了互联网时代，让互联网本体逐步成为第二现实。我也许也曾在道德泥潭里挣扎，但我最终发现了人的个体。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正如查尔斯·福斯特·凯恩之于纸媒时代。在我看来，阿桑奇乐意取悦众人，但却是一个在各种方面都不切实际、毫无毅力的人，就像他结交的特朗普一样，他太自以为是了，因此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跟他交谈了六个月，或者说，倾听了他六个月，在诺福克的一个偏远的小屋子里，当时他正被追捕，那种感觉就像是用了一部分的人生和特罗洛普笔下的人生活在一起，他这样一个痴迷于让别人面对现实的人，自己却谎言与否认缠身。在厄瓜多尔大使馆见到他的时候，他那时已经穷途末路，显得荒诞可笑。他一直都很讨厌希拉里·克林顿，我非常清楚他这股无名怨愤是从何而起的。现实也超出了他的视野。他原先是一个聪明的有天赋的出版商，后来不知怎么成为了他自己也摸不清看不透的势力的奴仆，他憎恶隐私，却坚决捍卫自己的隐私权，他的故事由此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警世寓言。
比特币传说中的创始人克雷格·赖特就像阿桑奇一样来找我了，他突然谈到科幻小说将不复存在，他说：“它们就在网上”。赖特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受访者，我们从数字货币谈到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他这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赖特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整个存在都是依附于互联网的，当他试图走出网络，看看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名望时，他的自我就分崩离析了。在他自己心目中，他是一个不可知的也不可写的人，但在我看来，他就是西奥多·德莱塞笔下人物在数字时代的一次显形。隐私将不再是一条社会准则，但这些人又都被自己的隐私困扰着，将他们的真实自我从网络角色中抽离出来是一项艰巨的写作任务。我曾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写一个叫做罗纳德·品的人物，他的原型是一个 30 年前就死去的年轻人，我尝试用这个人物打破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我所做的是从墓碑上取下一个名字，然后再围绕他创作“传奇故事”。罗纳德是当下的一个典型人物，也是实验性新闻中的一份子，他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生存问题像暴风雪一样缠绕着他。每个人都像一颗花苞，需要现实的雨水滋养，网络并不能做到这点。
也许对隐私的舍弃会置小说于死地。但更可能的是，小说会在其中重生，就像火车、火箭或者性的发现使得人类重生一样。能够让自己活在小说的细节里对于作家而言是一种回报，网络时代给作家提供了全新的游乐天地，其中充斥着存在主义式的疑难。小时候，去游乐场被叫做“看表演”，如今我在挑选小说主人公时也是一样的感受，那些过往、抱负、或者幻想各自不一的人们狂欢在一起，在网络的巨大屏障之下尽情舞蹈。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任何人，真实性成了不值一提的东西，但还是有人想回到过去，去解决人类的真正难题，他们确信电脑即便再好也不能替代人本身。在一个充斥着镜子的大厅之中，我们都变得不再像我们自己。
（来源：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