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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常州小学生缪可馨之死，引发全网的关注与讨论，作文的“正负能量”问题更是议论的焦点。
6月12日，金坛区政府办、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称，未发现当天课堂中存在辱骂、殴打学生情况。6月14日，缪可馨家属告诉记者，对该调查结果并不认可，目前还在与学校协商此事。
缪可馨坠亡跟其作文被批“负能量”之间，到底有无直接关系，目前仍待查究。很多事情未必是单因一果，在这事上，也只有理顺直接因果链条，才有利于充分汲取教训，警醒后来者。
还要看到，此事触碰到很多人的敏感神经，还在于该事件中涉事老师“传递正能量”的作文评语。
▲缪可馨被修改的作文。图片来自新京报网
批学生作文是在传递“负能量”，未必是这件事的“剧情梗概”，却引发广泛讨论。究其原因，人们苦所谓的语文作文教育久矣。
所以，今天我们先且不论“生死”，就写作文一事，论论“好坏”。
过度“修剪”，只能让孩子写作文“套路化”
微博上有网友说：“我自己上学时，周记被老师断章取义复印，发给同学家长，说这个小孩思想复杂，请你们孩子不要跟她玩。”环顾四周，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
回想起来，有些语文老师一直在对我们做相互矛盾的事：一方面鼓励学生抒发真情实感；一方面对孩子的真情实感却并不尊重，任意歪曲、修剪甚至践踏。
比如缪可馨的作文，本来是能为文章增彩的细节和部分——“左手提青砂罐，右手提着绿瓷瓶”，却被老师删去；本来是个颇为贴切的形容——“‘美若天仙’的村姑”，“美若天仙”这个词不知为何也被删去。
除此之外，援引《西游记》故事的情节，原本能让这篇读后感看起来血肉饱满、情节引人，却也被圈起来添上了一串“删除符”。
▲缪可馨被修改的作文。图片来自微博
这样裁剪学生作文的情节，说起来并不稀奇。《病梅馆记》里讲的事情，几乎无时无地不在发生，有些语文老师所擅长的，正是“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虽然他们也可能是迎合某种应考标准，但他们未尝不是这类标准的固化者。
从很多网民的反馈看，他们都曾有过“我手写我心”却被各种矫正的经历。这也表明，学生作文被过度“裁剪”的情况，不是孤例。有些为人师者常犯的毛病，就是管得过宽、过多、过细，而且喜欢望文生义，从孩子的语文出发去深挖孩子的思想，进而矫治孩子的思想。
比如这次事件中最引人瞩目的“正能量”争议。“正能量”这个词，本就是个内涵丰富而又正面的词，老师把揭露白骨精的阴谋诡计也当做“非正能量”，显然是把正能量理解歪了、偏了、窄了。
“正能量”本身并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对这个词汇进行歪曲、偏狭理解的人。而更可怕之处在于，做出这样一种理解的还是教书育人的老师。如果将这样一种“偏见”传授下去，无疑会影响下一代的价值判断。
具体到写作文上，这种对于价值判断过度干预造成的后果便是，孩子们不再敢说真话，而是学着说套话，照着模板写作文，像条件反射一样遣词造句。
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些老师想得太多。听朋友讲过一件事，说孩子在作文里写了拾金不昧的故事，是真实经历，但却被老师打了低分，因为老师嫌没有写出物归原主之前的纠结。可是孩子压根就没有纠结。
这些老师并不关心孩子真实的想法是什么，而是迫不及待地拿自己心里的框框去“规范”鲜活、多样的一颗颗童心。
“笔必须握在孩子自己的手上”，是底线
分数是最好的指挥棒，套路作文得高分，真情作文挨批评，时间长了，自然大家都会选择套路。很多孩子的写作学习史，就是套路学习史。
自己经历过语文老师一路“强行矫正”过来的人，赫然发现自己孩子接受的同样一种作文教育，便难免出离愤怒。
什么是好的文章？古今中外的文论观点不一。但是有一个底线不能动摇：笔必须握在孩子自己的手上，写他们自己脑子里的东西，而不能像提线木偶一样由老师统一操纵。
当然，我并不否定写作是有技术的，不是简单的“我手写我心”就能成的。
然而，培养写作技巧、语感，积累知识、激发思考，最重要的是扩大阅读面。这才是语文教育的重心所在。
有的语文老师一边严厉制止学生读“闲书”，一边对学生的作文上纲上线、吹毛求疵，可谓缘木求鱼。
语文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孩子养成阅读、思考与反思的习惯，而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套路和模板去装满他们稚嫩的心灵，否则不管装填进去的东西有多么正能量，最后培养出来的都不会是有创造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