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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姬婧瑛】公益金融首次亮相本屆深圳金博會。公益金融，又稱社會金融，是一種區別于傳統金融模式的新型投資及財富管理方式，包括公益信貸、公益信托、公益基金、公益眾籌等。
11月6日，“公益金融實踐與中國教育創新”高峰論壇在深圳舉行。
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長余智晟表示公益金融是公益的4.0版本——傳統的捐助、救助稱作為1.0版本，企業獨立運作公益項目稱作2.0版本，規模化的社會創新資本開展公益項目是3.0版本，那么設計公益金融產品在政府和社會中嫁接起有力杠桿，就是社會事業的4.0版本。他認為中國與美國在公益捐助上的巨大差距，是因為中國的公益缺乏金融的制度設計和公益應用，因此當下發展公益需要金融，發展金融跨界發展也需要公益。
英美公益金融實踐 社會影響力投資
深圳市慈善會秘書長房濤分享了隨習主席訪英時對英國公益金融的見聞，她走訪了英國7家頂級投行機構，其中安盛投行的兩個社會影響力計劃讓她印象深刻，第一個2億歐元項目從項目的研發、募集、投放、評估，到現在沒有出現一個“爛蘋果”，它10年的年均回報達到了約12%，第二個30億歐元的項目正在開發中，項目基本鎖定在醫療、教育、金融等可持續發展方向上。而英國第一大的社會金融公司BGV，他們正在做全球衛生投資基金，可持續增長基金可以做到15%的年回報。另一家殼牌基金會，做了5億美金的母基金，2500萬美元的年息用于社會投資，團隊將2500萬美金用了杠桿，每年有50億的美金用于社會投資的項目投放。英國高收益的投資基本都與社會公益領域深度結合，是社會影響力投資。
房濤認為英國這種社會影響力投資對中國的金融機構今后的改革和創新，在資產的結構設計方面，以及在國人財富配置方面，都會有影響。
房濤舉了英國地產基金的案例來解釋社會影響力投資。她說，英國地產基金會在一個最貧困的地方進行改造，改造基金向所有人發放，富人的錢不像我們國家幾十億投，富人愿意少占一點回報，大概就300、500萬的投資規模，貧困人士單筆一千也能買這份基金以獲得回報。基金組織用這個基金找開發商建房子賣到市場。基金會在整個過程中起到社會穩定器和調解器的作用，他們的房產市場沒有暴富，地價和賠償是相對均衡的，他們讓更多人享受到爆發性的地塊回報，這就叫社會影響力投資。
深圳市創新企業社會責任促進中心理事兼主任梁宇東則介紹了美國公益金融在教育領域的應用。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教育基金資產有7000億美元，而中國不足美國的萬分之一。美國用公益金融這個杠桿撬動起美國巨大的社會資源對教育的參與，美國非常多的企業用金融的工具，公益金融或者社會影響力投資，與社會聯動，與政府聯動，與社會對話。而中國每年的捐贈資本已經達到1000億人民幣，但是絕大部分的捐贈，沒有形成可以運營的基金會，中國的大多數企業與社會、政府也是相對隔離的。
梁宇東介紹，海外將影響力債券、公益信托等新金融工具用到了很多方面，比如早期兒童教育、特殊教育中，監獄犯人培育，社區環境的治理等。他指出，在中國教育中如何引入社會公益資本和政府，形成基金會治理的新的教育治理結構，來推動教育的創新，來釋放出中國每年一千億的社會捐贈，還需要進一步探索。明德學校和紅嶺學校的基金會管理模式的嘗試是很好的開頭。
中國公益金融起錨 PPP模式推動發展
公益金融在中國已經起錨。本屆金博會專設“公益金融”展區，集中展示了一批公益金融項目，主要包括：中國公益金融點亮工程、前海教育PPP基金小鎮（中國創客教育公益基金、未來教育公益基金、中國教育金融產品孵化器公益基金等）、前海創新研究院、前海資本管理學院、融益貸、宜信公益金融、恒昌公益金融、教育部學生電影公益基金等。
不僅要推廣公益金融的理念，更要具體做出產品來，把錢放進公益金融里面，讓錢起到更大的作用，讓大家看到，從而帶動公益金融的前進，這是宜信堅持的理念。宜信集團企業文化研究中心總監、CSR總監徐秀玲介紹，宜信在互聯網金融還未誕生的2009年已經在做公益金融，即一個小額助農平臺“宜農貸”，主要對象是貧窮的農戶，投資人可以在網上自主選擇投資對象，投資金融100都可以，6年前定的是回報率是2%，偏公益性質。過去6年有15萬的投資人參與，累計的愛心出借有1.5億，幫助的農戶10000多，大概10個人幫1個人，聚沙成塔似的，這是宜信堅持6年的成果。
中國公益金融的發展需要的正是像宜信這樣踏實做事的企業。宜信宜農貸是一個PPP模式的項目，宜信的一個合作伙伴，是在20年前由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署做的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這個機構推薦被資助農戶并向農戶普及宜農貸的資助模式，對農戶的“教育”花了很長的時間，這個過程并不容易。軒鴻金融、中融信托等企業也在與政府、銀行機構合作，推進中國公益基金、公益信托的發展。
10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主持召開金融企業座談會時指出，要加大金融創新力度，發揮開發性政策性金融作用，為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司合營模式）等方式安排合理融資渠道，更有效吸引社會資金參與擴大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這無疑是對公益金融的極大支持。
梁宇東認為，從中央鼓勵創新治理體制和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的要求，以及《信托法》及《基金會條例》等的明文鼓勵，以及在財政部與發改委出臺的PPP指導原則下，結合教育領域的特殊性與當前國情，社會影響力投資、政府與私人合營的PPP模式、公益信托+基金會的新模式、公益創投、眾籌金融等多種公益金融創新模式將帶來教育改革和教育社會化的公益資本支持力量。與此同時，政府越來越多地運用PPP模式優化私人投資社會的環境，將部分政府責任以特許經營權方式轉移給社會主體（企業），建立起新型合作共同體關系。不僅減輕了財政負擔，也減少了社會主體的投資風險，為公益金融在中國的應用實踐注入了新的活力。
深圳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葉文梓告訴記者，公益金融+教育，深圳在行動，他們現在正在做三個項目，分別是創客教育工程（已經建了100家創客工作室，3年全部鋪開，政府引導基金今年是3千萬）、好課程建設工程（中國好課程的基金，預計政府的引導基金將會超過1.5億）、電影教育工程（深圳已經有100家電影工作室、電影基地學校）。
中國公益金融雖與英美有較大差距，但是中國公益金融如前所述，已經起錨，在教育、農業等領域創建了公益眾籌、公益信貸、公益基金、公益信托的PPP項目，參與機構有政府、銀行、基金信托公司和公益組織等，中國公益金融將迎來快速發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