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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民盟中央提交的一份呼吁“降低劳务报酬税率”的提案，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
提案指出，如今，就业形式日趋多元，非雇佣关系的劳务报酬收入成为很多人唯一收入来源。现行税制下，个人取得劳务报酬不仅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还要缴纳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自由职业者的劳务报酬属于劳动性收入，而不是经营性收入，建议和工资薪金所得一视同仁，免除其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流转税纳税义务，促进高质量就业。
该建议一出，得到了许多人的呼应。在“劳务报酬税费负担偏重”确实对扩大就业存在负向激励的情况下，对劳务报酬税率及时调整的诉求，也确有讨论价值。
都知道，今年疫情期间，多渠道就业、共享用工成为了诸多企业和员工互助自救的重要抓手。其实早在疫情之前，零工经济就已作为互联网时代人力资源的新型分配形式，正在不断改变传统的单一雇佣形式。
从知识技能分享型的“斜杠青年”，到各家O2O平台上的外卖快递小哥们，这些群体都是零工经济在新雇佣模式下的体现。不仅如此，随着就业形式日趋多元，劳务报酬收入确实成为很多人的主要乃至唯一收入来源。
这一经济形式的出现，不仅帮助民众拓宽了获取劳动报酬渠道，也是促就业稳民生的有益路径。2020年某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到2036年中国可能有多达4亿人属于零工经济的自由职业者。在保就业成了当前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语境中，用激励性政策鼓励这样的多元化就业方式，也是稳定就业基本盘、扩大就业的重要方式。
但是，与全球零工经济大潮不适应的，是当前依然基于传统劳动收入模式的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大量自由职业者在互联网平台上从业并获得劳务所得，但过高的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预扣率及其中的多重隐形税费负担，增加了他们的劳务成本，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正如民盟中央提案所指出的，现行税制下，个人取得劳务报酬要缴纳的税种名目偏多，这也导致，很多灵活就业者承受的税负比上班族都要重。
当减税降费成为施政的关键词，如何进一步拆分税负，增强减税降负的获得感，甚至通过减税降费进而实现稳就业，显然需要进一步探索改革空间。
近年来，个人所得税改革不断提速，个人税收负担也在不断下降，这样“藏富于民”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助推了内需的快速增长。
就目前看，当劳动方式和雇佣模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理应也顺应时代而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要“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而今，零工经济已成为拓宽就业渠道、增长就业机会的重要经济模式，配套的税收政策也宜因时而变。鉴于此，将自由职业者的劳务报酬视作劳动性收入而非经营性收入，和工资薪金所得一视同仁，免除流转税纳税义务，并进一步降低个人劳务报酬所得税的预扣税率等，值得考虑与评估。
在稳就业和减税降费的大环境下，给零工经济减减负，给斜杠青年们更多选择余地，也是给就业民生留出了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