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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七竖八的电线裸露在密布的握手楼之间，窄巷子里人流涌动，随处可见举着牌子招工、找客户的制衣厂老板，也有挑挑拣拣、谈不妥薪资的务工人员。每隔几分钟，拉货的电动车和货车急切地按着喇叭，想要穿过拥挤的人流，喧嚣声交杂在一起。
这里是广州海珠区康乐村，连带着附近鹭江村、五凤村、大塘村等，它们都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
春节过后的3-4月份，这里都会上演“月薪上万招不到工”的抢人大战，一度成为抖音、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今年，除了招工难，旧改的消息将这片城中村再度送上热搜。年初，康乐村、鹭江村的更新改造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个占地面积约112.71万平方米的旧改项目，改造金额约346.67亿元，被冠上“广州最贵城中村旧改”的名头。如果旧改顺利推进，这意味着，未来三到五年内，这片制衣村将成为历史。
图片来源：cfp
图片拍摄：吴容
改造之所以关注度高，不仅因为投资金额，还因为多年来它是广州乃至珠三角制衣行业发展的见证者。你也许没有想到，目前国内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中低端女装成衣，仍然出自这片制衣村。公开数据显示，有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超过1万家汇聚此地，从业者在30万人左右，大多来自湖北，因此也有人把这里称为“湖北村”。
制衣村最早也是靠近资源地而兴。上世纪90年代，位于广州中大布匹市场开始慢慢形成，由于聚集了多个经营面辅料的专业商城，2010年前后
形成了“全国纺织看华南，华南纺织看中大”的说法
。
与中大布匹市场挨在一块的康乐村，由于租金便宜、管理相对宽松，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此开厂，湖北老板创业史由此拉开序幕。
通常来说，商家在布匹市场挑选中布料之后，会在康乐村的工厂下单，在较短的时间里就能拿到成衣。多年下来，这里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对完善的制衣产业链，包括裁剪、缝制、熨烫、印花等成衣制作环节。
康乐村制衣厂结构构成（截图来源：《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在康乐村，所谓的制衣厂多是这样的形态：蜗居在握手楼内，面积从二三十平方米到两三百平方米，雇佣人数也相对应的从几个人到三十几个人不等。除了成衣订单外，小作坊、工厂接到的订单大多是来料加工，或者只负责成衣的一道工序，比如印花、包扣、钉珠等。由于订单完成时间短（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月），每到旺季，康乐村直到半夜也是灯火通明，狭窄的厂房里，工人在机器前埋头苦干，地上扔满了碎布等废料。
每到旺季，工人需要加班赶工。（图片拍摄：吴容）
武嘉诚在康乐村开裤子厂已有超过10年时间，他告诉界面新闻，品牌知名度较高的服装一般都有自己的工厂，或者和规模的大厂合作，一般不会出自小作坊。这里生产的衣服、裤子，成本在十几元，还有更低的。它们一般销往三个地方，包括淘宝等国内电商平台，国内一些中低端服装市场，以及出口到海外贫困国家。
但这种停留在低端模仿和粗放发展阶段的作坊式制衣厂，很快显露出了疲态。
2016年、2017年左右，包括武嘉诚在内大多数老板都感到困难在增加，一方面是这几年间，随着村里工厂越开越多，房租随之水涨船高，使得成本不断上扬；另一方面本来服装制造业的门槛低，低成本的竞争之下，订单很难接。“我们是做裤子的，花样没那么多，订单还相对稳定些，那些搞女装的，不知（订单）怎么搞……”武嘉诚说。
而最焦虑的问题还是招工难。
服装行业本就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真正核心的是技术性工人，制衣厂培养成熟的工人需要1-3年的时间，而这样的熟练工最抢手的。
对于效率高、经验丰富的打版师、车工等，一般工厂会选择和他们建立长期雇佣关系，还会有包食宿等福利以留住工人；但是像收尾等一些技术性不太强的工种，往往是零工，淡季很可能就会开除。目前这些工人年龄在30-40岁之间，几乎没有90后的身影。
图片拍摄：吴容
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武嘉诚刚接触完一个想来应聘大烫衣岗位的中年人，工人挑老板、月薪一万元也招不到人是常有的事，但他没想到，这个应聘者狮子大开口希望拿超过1.5万元的月薪，谈不妥后两人不欢而散。
之所以对人工成本如此之敏感，是行业的特性所决定。
“在过去大批量订单时代，工厂一个款上万件订单，生产周期比较长，但电商发展后现在是小订单时代，容易出现生产效率不高，加上货期又短，淡旺季人员配比一旦不协调，就影响盈利。”武嘉诚觉得，工人和工厂之间好像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识的一些同乡老板经常遇到接回来订单付完工人工资就所剩无多，还有情况是，有些订单是接回来是养工人，还要亏钱的。
武嘉诚也不是没想过招人难的原因。
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成本增加，加上服装加工产业向中西部迁移，内地城市的吸引力增强，导致外出务工意愿降低；互联网、电商的发展，为90后就业者提供了更丰富和灵活的选择，这给服装行业带来了技术人才的断层。另外，过去这些劳动密集型工厂的盈利，是建立在较低的社会保障待遇和较为恶劣的工作环境上的，新生代就业者往往吃不了这样的苦。
每年发生的“抢人”大战，更像是当前劳务市场现状的一个缩影。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剧了劳动力产业间的移动，央视最近的报道显示，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 来自制造业工人。有外卖送餐员表示，“宁愿外卖拿三四千元的工资，也不愿意去厂里拿五六千元的工资。”
来到这两年，制衣村老板们更难。
“去年疫情（的原因），这里60%工厂没有赚到钱，30%赚了一点钱（每年30万-40万利润），1%的厂可能赚多一点。”武嘉诚透露，他还给算了一笔账，减去房租、水电、人工，一个月可能就3、4万元的利润，如果一年里八个月都是旺季，才能赚个20来万元，但前提是建立在旺季长的基础之上。在康乐村、鹭江村内，可以看到非常多“制衣厂转让”的广告，红红绿绿的贴纸铺满公告栏，数量和招工广告不相上下。
村内随处可见“制衣厂转让”的广告。（图片拍摄：吴容）
发展至今，制衣村暗淡的光景，似乎很难不让人去思考低水平、劳动密集型服装产业在大城市的出路。事实上，盘踞城市中心地带多年，它们已与城市规划和功能产生冲突，问题早已暴露。
长期无序的扩张状态引起了交通拥堵、消防隐患、污染严重以及人居环境脏乱等一系列问题。公开报道显示，中大纺织商圈及周边区域还被广东省政府列为2018年度全省第十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近年来，广州市政府也着力整治周边“五类车”横行和消防安全问题，但在人员高度密集的城中村里，管理效果并不乐观。
村内握手楼密布（图片拍摄：吴容）
面临交通拥堵、消防隐患、污染严重及人居环境脏乱等一系列问题。（图片拍摄：吴容）
事实上，在2015年，广州政府就提出，将中大周边改造成国际创新谷，目标是做广州的“硅谷”。来到2017年，康乐村、鹭江村列入年度城市更新改造计划中大国际创新谷片区策划之中，其范围北至新港中路、南至新滘中路、东至广州大道南、西至瑞康路。根据改造初步设想，改造后的康乐村、鹭江村将成为依托中山大学等知名品牌资源，引入高新产业，打造高端集聚区。
但武嘉诚对此面不改色，“说改造和搬迁说了好多年，都习惯了。”也有没有想好出路的，但大家都觉得，肯定有地方可以迁出去。毕竟在广州，类似制衣厂有过一些外迁的例子，一些原本在白云区沙河的小制衣厂搬迁到广州郊区的大源村，电商兴起后，大源村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淘宝村”，超过5000户电商商户聚集在此，平均每天有300万快件从这里发出。
也有老乡回湖北老家或内陆省份发展。从2018年起，湖北潜江市开始进行调整结构、升级产业，并同时大力招商引资，吸引了一些原本在珠三角服装厂老板和工人回流，人数超3万余。武嘉诚认为，在直播业态兴起后，湖北和广东地域差已在减少，湖北等内陆城市在渠道和物流上的优势不比广州逊色，同时，工人在当地又可以免去背井离乡之苦。这些在湖北的制衣厂，目前也正在分流康乐村的订单，构成一定威胁。
在华南城市研究会（智库）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刚看来，这片制衣村过去所处的地理位置并非广州中心地带，凭借着“前店后厂”的模式发展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规划的更新，如今也有多条穿过它的地铁路线正在规划，也就是说，区位价值和重要性在提升，很难不为一些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等腾出位置。
而本身中低端制衣行业的萎缩又是不争的事实。服装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小作坊、高污染、重人工为主向大规模、污染小、自动化等方向转型是行业发展的规律，它们逐步被淘汰正在成为趋势。不止广州，在虎门，近年来以代工制造的“中低端”服装厂也面临着倒闭、外迁的命运。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1920年代，是纽约的Garment District（制衣区）的鼎盛时期，美国有近95％的衣服都在这里生产，工人大多为来自中国、墨西哥等国的新移民。但半个世纪以来，随着订单的外流，成衣制作开始更多使用世界各地廉价劳动力来完成。1980年代，这片制衣区的工作机会下降了超过8成。
1987年，政府出台“分区制”（Zoning），规定制衣区中一半以上的土地用于服装厂，来为这个城市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制衣区走下坡路已无法改变，城市变化也在加速。进入2010年以来，这里的很多高楼已被出售，开发商和房东坐等改造完成带来的房产升值，同时一些科技公司也开始进驻，租金上涨造成制衣区的生意不断外迁至其它区，甚至到了新泽西。
2017年前后，制衣区仅剩四百多家服装制造商，更面临着改弦易辙的命运。这一年，制衣区的从业者与新分区提案的拥护者之间掀起了“战争”。市政府赞助的一项规划想要解除制衣区的分区保护，逐渐把这个
产业核心地区转变为布鲁克林日落公园
，该举措有51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争议的核心在于，区域规划的改变是否会赶走已备受租金压榨的服装行业租户。设计师群体、工厂主和小商户，希望区域功能不做改变，还能依赖低廉的房租。博弈的最后，是制衣区的规划方案停滞。
2018年，纽约市政厅又宣布将重新规划曼哈顿制衣区的商业结构，未来将引入更丰富的行业种类，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图片拍摄：吴容
对于广州制衣村的未来，胡刚认为，在服装行业转型和城市更新中，政府应扮演着重要的引导的作用。改造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多方博弈之后协调的过程，需要花费长时间的沟通和投入。
考虑到改造的时间，目前留给这些制衣厂还有一定的自行升级改造空间，比如在经营意识、管理组织、生产管理得到创新，去适应和接受时代的新挑战等。如果不能指望自我升级改造，留给他们的空间可能是被大型企业并购，或者就是最后直接面临淘汰掉。毫无疑问的是，产业规模化、机械智能化、分工专业化才是广州乃至全国制衣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走到新港路与瑞康路交界路口时，你会发现中大国际创新谷的标识已树立起来，但如今这里还是卖面料、制衣的天地。夜幕降临，不远处广州塔的霓虹灯已经闪耀起来，康乐村也依旧灯火通明，厂房里的机器和排气扇不知疲倦地运转起来。说不好哪一天康乐制衣村被淘汰、成为记忆。
“我们能做的，只是在风浪来之前，多储备一点。”武嘉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