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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近期的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大众对这个节目的初印象大概只有吴亦凡那句魔性的“有freestyle吗？”
但如果真正看上两期节目的，不难发现，让流量偶像吴亦凡当评委虽然是这档节目备受瞩目的营销热点，却远远不是这档节目的最大卖点。
《中国有嘻哈》的评委张震岳，热狗，吴亦凡和潘玮柏
《中国有嘻哈》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在于这档节目第一次让在中国悄然发展多年的嘻哈地下文化大规模浮出地平线，正式进入了大众的视线。
《中国有嘻哈》本质是一个选秀节目，但却与市面上所有选秀节目都不同：虽然这档节目名义上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竞技，但由于来参加《中国有嘻哈》的选手大多都彼此认识，甚至早已交手过多回，看起来就更像一场盛大的派对，顺带着才是让各方江湖人士有个舞台比武论剑。
这些江湖人士称他们自己为“underground rapper”（地下说唱歌手），在昏暗酒吧里的地下舞台上，或是网络原创歌手的直播平台中，他们早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江湖。
他们有独树一帜的着装文化（常见的元素有墨镜，金链，棒球帽等），满口的行话黑话（中文夹英文，比如火遍全网的“有freestyle吗”就可算是他们语言文化的典型），连与彼此打招呼时，他们都有独特的手势。
对嘻哈文化了解得多的人能看明白，他们的墨镜，五颜六色的小辫发型，以及扣手碰肩膀的动作，其实都是从嘻哈的起源，美国黑人文化中全套移植而来。
而在对嘻哈知之甚少的普通吃瓜群众眼中，这些嘻哈音乐的忠实信徒，也许跟热衷cosplay文化的coser们，或是葬爱家族的杀马特们区别并不大——他们一样都是在践行着某种叛离主流的亚文化。
当然，虽然这些早已自成一圈的地下说唱歌手们使《中国有嘻哈》自带了一种派对狂欢的气质，就算真刀真枪的比赛起来，也多有英雄惜英雄的场景，但这个节目也并不是毫无剑拔弩张。
只是与其他选秀比赛不同，《中国有嘻哈》中的火药味并不单纯是个人为着个人的命运去争得头破血流。更多的，这些地下说唱歌手是想要为他们所信仰的“地下嘻哈文化”正名。
也就是说，《中国有嘻哈》与其说是一档个人竞技选秀，倒不如说是整个地下嘻哈亚文化圈的发声与生存挣扎。
比如，在第二期节目中，就有地下说唱歌手对台上正表演的偶像练习生们发出巨大的嘘声，甚至在台下当面出言嘲讽，更有人放出狠话要将他们全都淘汰回家。
诚然，节目中出现如此明显的对抗，肯定少不了后期制作中为了增加话题度而刻意渲染的节目效果。但地下嘻哈文化对偶像文化的对立敌视仍然不可否认。
从这些地下说唱歌手的言辞中，他们已经直白地表达了自己所感受到的不公和危机感：他们认为自己正坚守着的地下嘻哈文化正在被时下正如日中天，无孔不入的偶像文化侵蚀，取代，甚至是污名化。
在影视行业，对所谓流量偶像明星不够敬业，业务能力不过硬的批评，早就不绝于耳。但大众对中国的地下嘻哈文化向来就知之甚少，自然很难关注偶像文化对其的冲击。
更重要的是， 地下嘻哈文化与偶像文化的精神内核可以说是真正的水火不容 。对于嘻哈文化来说“keep real”（保持真实）是一切的灵魂，一旦丧失了真实性，则一切都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因此，即使中国的地下嘻哈文化在种种形式样貌上都追随着美国黑人文化的潮流，但却在内容意涵上竭尽全力的进行了本土化。
《8英里》（2002）
这种本土化，甚至不像“中国有嘻哈”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所体现出的那样，是简单的中国化。地下嘻哈文化在中国追求的，是真正的地方化。
在成都，重庆，西安，南京等地，都有地下嘻哈文化的基地，各地方言也被引以为傲，成为他们创作的珍贵素材——这个嘻哈音乐的江湖，也如同武侠的江湖一般，以地域分了各大门派，彼此敬重，亦互有竞争。
也就是说，中国的地下嘻哈文化并非依附着某些抽象的中国文化图腾，来实现了从欧美到中国的文化迁徙。嘻哈文化是散播到了各地方真实具体的文化土壤中，才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而与地下嘻哈文化的这种本土化，地方化完全对立的，正是偶像文化的国际化与同质化。出现在《中国有嘻哈》舞台上的几个偶像练习生，除了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与他们的日韩欧美同行都实无两异。
他们大都妆容精致，肤白腿长，举手投足间都专注着向观众释放魅力。但当站在地下说唱歌手旁边，与他们或是梳一头生动小辫儿，或是旁若无人地戴着儿童款彩色塑料墨镜相比，这些偶像着实显得像人偶，精致，却极为不真实。
这种偶像的不真实，正是嘻哈文化所不能容忍的。
当各大选秀节目仍执着地向观众兜售经历悲惨，梦想可贵的煽情故事，来参加《中国有嘻哈》的地下说唱歌手却对这一选秀的惯例毫不配合：他们自创歌曲的歌词中，常常满是对自己才华横溢天下第一的自信。他们爱讲自己如何有钱有车有美女，如何靠实力行走江湖天王老子都不怕，却恰恰不乐意讲这一路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伤。
偶像练习生们当然也知道上台玩儿嘻哈，需要自信和霸气。但架子可以学得像模像样，内里却总是失了底气。在节目中，也正是他们的出现，才让《中国有嘻哈》像个煽情的选秀节目：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爱向观众倾诉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如何在宿舍里呕心沥血写了几千首歌却不被认可，如何因为自己偶像的身份而在人们的有色眼镜下吃苦受罪。
有着如此巨大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异，节目中地下说唱歌手和偶像练习生互有敌意并不难理解。然而， 《中国有嘻哈》所渲染的这种地下嘻哈文化与偶像文化的对立也同样有过于武断绝对 ，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嘻哈文化，偶像文化，或者说任何一种文化，要想不逐日消亡，都不可能完全封闭，一成不变。嘻哈既然要追求真实，追求个性，那就更不可能彻底拒绝改变——否则其坚守着的，也只不过是对一种纯粹的嘻哈文化极端保守的幻想。
在韩国，偶像出身的人可能成长为优秀的嘻哈歌手，地下说唱歌手出身的人也可能去当了偶像，而正是这样的杂糅与不纯粹，一种文化才能真正存活，真正发展。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中国有嘻哈》中，追求着真实与个性的地下说唱歌手个个以边缘亚文化叛逆主流文化之姿，鄙夷着偶像文化，但其实他们也在向主流妥协——他们也无一不渴望着被主流认可。
为了能将自己的音乐做大，做得更加商业化，这些来自各个地方势力的地下说唱歌手仍然需要离开自己地处边缘的大本营，前往文化中心北京，只争取着一个浮出地面，让大众认识的机会。
可以说，在本质上，《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与他们的许多追求就有无数矛盾。 嘻哈文化鼓励人做最真实的自己，不要顾及旁人的眼光，但在节目中，这些嘻哈音乐人却必须接受四位评委眼光的审视，由他们的主观审美来判定自己的价值。
他们敢对其他偶像练习生选手的表演报以嘘声，但面对着评委制作人吴亦凡，却几乎没人敢出言不逊，甚至不免会期待着这个他们瞧不起的偶像能伸手拉他们一把。
实际上，在这场有剧本，有剪辑，故事发展全凭节目组操控的真人秀里，这些地下说唱歌手也都只能是演员。而他们的表演任务，就是演出真实与个性来作为节目的营销卖点。
节目中就有一位地下说唱歌手，为了帮自己被遗憾淘汰的好兄弟鸣不平，在舞台上愤怒地扔掉了晋级金项链。但这叛逆与违抗的个性也仅仅是他演出的一部分，表演一结束他依然将金项链捡起来，向评委们给他晋级的机会而连连道谢。
在这样的复杂语境中，自然需要问一个问题：嘻哈文化中的真实到底是指什么？
节目中清新靓丽的练习生小姑娘黄薏帆唱了一首名为“gangsta”（黑帮）的说唱歌曲。实际上，“gangsta rap”（匪帮说唱）是嘻哈音乐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分支，比如同在《中国有嘻哈》中参赛的gai，就曾用重庆话创作过中国匪帮说唱的代表作之一。
gai
gai在采访中说，他年少时确实当过小混混，歌词中的灵感许多都源于他曾经的真实经历。因此，当gai唱“老子社会上的”，当然是要比偶像黄薏帆细声细气地唱着“看我把妹”，“我才是大佬”要真实得太多。
但这种真实其实仍然只是一种装点艺术的真实：无论如何，gai现在真正的身份是一名歌手，他创作的匪帮歌曲，纵使再充满暴力，叛逆不羁，蔑视权威，到最后仍然是经夸张化后用以表演的艺术作品，而必然不可能完全忠实于所谓真实的混混生活。
因此，如此关于真实的艺术性让步，并不是在背叛嘻哈文化，而恰恰是嘻哈文化这一矛盾复杂的存在所必须的。而嘻哈文化的表演虽然只是表演，不可能完全还原真实，却仍有希望保有真实的力量。
某种程度上，偶像文化的盛行，映射的正是这个超现实社会的幻影重重，真实难寻。这让我们不得不悲观地认识到，社会的后现代进程已然不可逆，我们已经注定要生活在这个楚门的世界。
而嘻哈文」高调地抛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关于真实的理想。这个“keep real”的理想充满悖论，难以实现，但却仍让我们禁不住要去着迷与信仰：只因为我们从中看到希望。
（来源：微信公众号“虹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