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董毓明算是虹镇老街的老居民，1958年就跟着外公外婆住在虹镇老街296弄430号。从最初的滚地笼、茅草屋，到后来区政府帮助搭建的砖瓦结构水泥房，因为各种具体的情况，家里的房子经历着或合理、或违章地向上生长，虹镇老街的整体环境也在发生着更“密集”的变化。他在这里成长，完整而深刻地感受到时代推动着城市街区建设、发展的脉搏。“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董毓明和家人在弄堂里过好自己每一天的小日子，也期待着在改革的浪潮中生活不断得到改善。2015年，董毓明一家动迁完成，终于走出不断向上生长的狭小空间，现在的三室两厅，煤卫独用，采光好，到处清清爽爽，他说，“当然是满意，我们以前的日子跟现在我们小孩比，那是天大的变化。跟以前拎痰盂倒马桶相比，不知好多少倍了。”
2018年5月，董毓明和夫人郑春花在小区内散步。 澎湃新闻记者 张新燕 图
时间：2018年5月
地点：宝山区顾村菊泉街宝沁苑
澎湃新闻： 关于在虹镇老街成长的记忆？
董毓明： 我是1958年开始住那里的，虹镇老街296弄430号。到2015年动迁搬到宝山顾村前，在那里生活了将近50年。我外公以前是从苏北流浪到上海的，因为家乡实在太苦了。来的时候房子是私房，就是滚地笼。后来是茅草屋，还是我爸从单位里拉的毛竹片，用竹搭的架子把它弄起来，弄好以后用烂泥糊起来就变成了房子，很矮很矮的。住的人还特别多，基本上每家每户十几个平方要住上七八个人。但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
1992年2月，虹镇老街上下棋的孩子。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我记事开始就在那个地方，房子很小，人很多，小孩多。小时候玩的东西也很少很少，都是打弹子、滚铁圈，女孩子跳橡皮筋，男孩子跳方格、斗鸡这些玩意儿。那时候家庭条件好的才能上幼儿园，条件不好就只能在家里。我们家里还算好一点，我从小就上幼儿园，从幼儿园出来以后读小学，再读初中到工作，一直都在虹镇老街。
1993年夏，游泳的孩子们。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说起虹镇老街总是感觉有一点害怕的？
董毓明： 人家听说是虹镇老街的，就怕得跑了。为什么呢？因为都说虹镇老街这个地方是流氓窟。可以说那时候偷、抢流氓是不少。我们296弄这里一个小圈子还是可以的，而虹镇老街是大范围。应该说整个范围在外界影响是很差很差的。外面的人一般不敢进去，一进去就怕被打出来，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调皮捣蛋的事情当然还是有的。就是打架，当时还能有什么事？要么就打，要么就是到公园里面、供销社去偷皮夹子、篮球。家里没有东西吃，父母也没钱给，不学好就去偷。包括我也有过，去偷别人的烟抽，当时不懂事嘛。最开始不是学抽烟，就是觉得好玩，记得是一个同学说我有烟，我们抽一颗好吗？我记得是刚上六年级的时候，就偷偷躲起来，怕人家看到我们，躲到垃圾筒后面这样抽。抽着抽着就变经常抽了。后来有一次买了烟，看到家里大人出来了，赶紧灭掉。直到有天被我外婆看到了，问，这个烟是谁的？那时候我可吓坏了，她又问，哪来的钱？我说，你给我的零花钱，其实就是给我买早点的钱我没吃，去买了烟。飞马香烟那时候是三毛钱两根，还有大前门好象是三毛五一包，飞马是两毛八一包，反正是几分钱就能买香烟抽了。想想那时候太幼稚了，如果那时候跟他们再混下去的话我肯定也变坏了，我也被关进去了吧。家里大人虽然没打，但也骂了不少。
1993年11月，虹镇老街上游戏打闹的孩子们。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 外界对虹镇老街的偏见会对你们生活在这里的人有影响吗？
董毓明： 偏见很大，我们出去人家一问什么地方的，你一说虹镇老街的，人家马上躲开的。也有怕惹是生非的，没什么事，问两句话没说，给我一顿打，就是这样的。关于学习么，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存在什么学习与不学习，那时候读书就是混日子，我该玩的就玩了，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耽误了很多时间。
流氓嘛，应该说我们在学校里还是有，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之间拿刀子就动起来，就捅了。比方说有什么事情了，你在背后说我了，或者报告老师了，他知道以后上去拿刀就捅了。一捅事情大了，学校全不上课了嘛，这个人清出来，到操场讲台上面批斗，就是这样的。动不动就打，动不动就打，经常听到。那时候基本上没怎么上课，也不考试嘛，考试也是一个班级的，做做就可以了。一直到中学毕业，也没有升级也没有留级。就是一天下来，反正一级级升上去了，一直到毕业分配工作。
1992年5月，虹镇老街里在兜售打火机、玩具枪、裸体相片的地摊。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 家里的住房什么时候开始起了变化？
董毓明： 1979年以前我外公的房子是私房。我记得我爸跟我说的，那时候我爸还在上海，还没到外地去。原来五几年滚地笼到了1979年不是刮台风嘛，夏天就台风，大雨，暴雨。本身基础是毛竹片的，烂泥的，一潮湿毛竹不就烂了嘛，房子有点倾斜了，风一刮就倾斜了。区政府一看下暴雨了就过来视察，一看，这个房子太危险了，要改建。我记得没拆的时候，楼板上面旁边一个洞里面都是老鼠，小老鼠。蟑螂，鼻涕虫那都没办法，那时候就这个条件。改造以后是砖瓦结构，用上水泥，房屋的条件就开始好了。造的时候造房子的人跟我们说了要不了几年你们就要动迁了，当时国家有计划嘛。
1993年11月，虹镇老街里的居民。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过了几个月就给我们改成砖瓦结构了，两边是水泥板，算是高平房。平房最高的地方搭成小阁楼。上面只有7个平方，只能放一张床，多一点就没地方了。所以，政府给造好以后，当时搭了一半阁楼，我自己又搭了。那个时候没材料，买木头都要计划的，很难买的。买纤维板根本没地方买的。所以，以前拆下来的那个房子的毛竹，我用楼板藏起来了，后面再搭就用上了。一直住到我结婚以后，结婚就住上面，下面是外公外婆，我们住在楼上。因为没房子没地方住，有一间房子算不错的了，就一直混到我们买房子（从虹镇老街）出来。
1996年8月，高处远眺虹镇老街。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 住在虹镇老街的人很多都是几十年的邻居，那邻里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董毓明： 我觉得我们邻居关系都相当好，相当密切。大家经常会串门、打招呼。比方说我们小时候随便隔壁邻居谁家有什么事，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帮的。谁家过生日都会发面，一碗面，放点大排，放点虾，每户邻居都送上一碗。那时候的人情观念跟现在的观念好像完全变了。以前地方小嘛，家里烧块肉，或者烧鱼，隔壁邻居说哎谁家烧的肉这么香呢？甚至到你家看一看烧的东西，这个好啊。很有人情味。
以前鱼，蛋，虾都要凭票，计划经济。即使有钱，你想吃肉吃鱼都吃不上，没票买。因为那时候资源少，人口也多。我们每个季度都要发购粮证还有煤球卡，拿购粮证领这些东西。要是丢了的话连饭都没得吃，特别是粮票，很紧张。除非做重劳力的有43斤，一般文职坐办公室的就29斤，稍微重一点就三十几斤口粮，你算一下一天就一斤多点，而且那时候人的饭量很大。我记得小时候别说有菜了，就是没菜都能吃两碗，你现在叫我一天吃两碗我都吃不下去。那会儿没油水，就吃点蔬菜。有点蔬菜还不错呢，像隔壁邻居家里有七个子女，只有父亲工作，母亲没办法要把孩子养活，就早上起来拿一个篮子到菜场去捡菜叶子烧着吃，想想是非常苦。
1992年10月，虹镇老街上，孩子们在一起阅读。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澎湃新闻： 中间有没有机会搬走？
董毓明： 买了房子以后过了几年，到2005年儿子大学毕业，2012年他要成家立业了，我们的房子就给儿子结婚。我们买了新房子以后，虹镇老街的老房子就借给人家了，没动迁嘛。而且确实因为卫生各种情况实在没法再住回去了，所以我们在儿子附近借了房子。我孙子也是在我们借的房子里面成长大的。到了2015年，国家政策下来了要动迁了，动迁以后我们第一批拿了房子，分到宝山。一共分了三套，其中有一套房子是我舅舅和我的表弟的。
董毓明的儿子在虹镇老街旧屋的童年留影。 张洪斌 图
澎湃新闻： 在虹镇老街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现在想起来都很难忘？
董毓明： 那有趣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我记得好像是1980年左右有录音机的。上海刚出来的录音机最时髦的时候，最流行小饭盒，日本的，单卡的，插进去的。那时候我工作了，我也好奇，人家有我也想买，但是外公外婆不认可。当时买一个要两百块钱，一个月工资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顶多顶多三十几块。以后出来一个单喇叭的，就是国产单喇叭就出来了。那时候我就跟我外婆说，我想买一个录音机，我钱不够你给我一点好吗？我说我自己有一点你给我添一点。外婆说好的，结果我买回来被外公骂了，这多少钱？买这个东西干什么？那时候放的唱片挺流行的，邓丽君还有张帝这些唱片，我买回来他们起劲了，邻居都来听。当时觉得自己很拽的，拿着录音机就在外面到处跑，就这种感觉。当时我还放，邻居都围过来到家来听，好听好听。
到后面就是电视机了嘛，九寸的。以前我们有自来水供水站嘛，放在供水站台上面给大家看。当时夏天拿着排队，还没开始放就排队了。这些都印象很深的，一个时代的记号。
1994年3月，虹镇老街居民们的日常娱乐生活。 澎湃新闻记者 许海峰 图
董毓明郑春花夫妇现在的家在宝山顾村某小区的17层，可以远远地看见四周围的房子、商业建筑越起越多、越起越高。老两口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周末带好小孙子，“现在一毛钱什么都买不上，变化太大了，以前收入多少？我们刚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我1983年工作的时候学徒工只有十七块八毛四，要学三年徒，第二年是十九块八毛四，第三年才拿三十六块。那现在的孩子，我的儿子刚工作就拿两三千。到现在工资逐步逐步增加，四五千，五六千，现在拿了几万，我的儿子、媳妇儿工作也挺好的，收入也不错。所以我们很满足，感谢政府。”
2018年5月，董毓明和夫人郑春花在家中休息。 张洪斌 图(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