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亚太日报 李哲】即便是粤津闽自贸区挂牌仅“一步之遥，但三地的相关政策已经开始在有条不紊地实施，但与此同时，新旧交替下的司法冲突也越发明显，至少从目前来看，先冲破原有法律制度，为投融资服务打开“通往康庄之路的宝库大门，显得尤为迫切。
当然，这也正是改革的动力与成立自贸区的关键意义。
天津、福建地方法规调整一脉相连：专注“台胞
日前，福建省政府官网显示，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3月31日表决通过《关于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实施本省有关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该决定称，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之外的台湾同胞投资，暂停实施《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有关行政审批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调整实施有关内容的，福建省有关地方性法规也作相应调整实施。同时，福建省其他地方性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与《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不一致的，也调整实施。
与自贸区改革相冲突，则就地暂停相关法规，这其实早在外界的预期之内。早在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授权，(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
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调，行政审批的调整在三年内试行，对实践证明可行的，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众所周知，上海自贸区的行政审批调整早已开始运行。从第二批自贸区对此的调整来看，天津最早对地方行政法律作出了及时调整，福建此次排名第二，而广东还未看到公开表述。
今年1月15日，天津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天津自贸区暂时调整实施地方性法规规定的决定》。
但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天津还是福建，其暂停或调整地方法规的主要目标对象也都是先从“台胞做起。天津的具体内容是，在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内，暂时调整实施《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办法》第五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很显然，对“台胞的重视程度至少从司法层面已经在自贸区内部做了具体调整。
中国与国际接轨：“正面清单必须转为“负面清单
“从第二轮的自贸区试点来看，虽然目前三地还没有正式挂牌，但顶层设计如司法方面的调整已经在有条不紊进行，这也说明，上海改革偏重于吸引国际资本，它的主旨是建立国际商业秩序，它在全国要具有全局性。而天津、广东和福建，则更偏向于港澳台。目前天津、福建已经做了调整，广东具体对港澳的投资法规调整应该也为时不远了。上海财经大学一位国际贸易法的教授在接受《亚太日报》采访时这样表示。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单文华对此也深表认同。他在4月3日接受《亚太日报》采访时也说，具体自贸区的司法层面，改革空间依然颇大，目前的方向是正确的，就是指各地会依据自身的优势来及时调整。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李晶一篇“法治创新为投资开放保驾护航的文章中分析，自贸区在投资法制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建立起了以负面清单模式为核心的投资管理体系。自贸区的投资管理以放松管制为外在特征，以简政放权为内在逻辑，与整个中国的行政改革思路一脉相承。在外资管理模式上，由传统的高门槛转变为低门槛；由静态审查转为动态监管；由内外资区别管理转为内外资并轨监管；由“命令服从转为“服务合作模式。自贸区一方面进一步放松管制，构建公平透明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外商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注重宽进严管。
自贸区司法调整有利于中美BIT 但后者更严格
李晶强调，负面清单模式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必要尝试，代表着政府管理体制和理念的转变。该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法律禁止规定以外即为合法的政府管理理念，并将其推广到政府对其他领域的管理中。负面清单模式还有助于接轨国际投资规则。目前，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正在进行的中美BIT谈判也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进行实质性磋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从“正面清单到“负面清单的跨越使得中国与国际接轨。
从上海自贸区的中外商一律平等到天津、福建微观层面的“台胞法规调整，这一系列的举措，除了利于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更对于中美BIT（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有着重要推动因素。
直接参与中美BIT谈判的单文华进一步向《亚太日报》说，国内自贸区改革更在于一个单方面司法制度的调整，当然，它也涉及到外商贸易投资等事项，但相对来说，一般是自己能逐渐改革，且纠错空间也有，而中美BIT谈判，则涉及中美间一条条具体的法律，如果确定的话，就成了国际法，没有回旋余地。而且，目前来看，即便中国做了很多调整，美方的要求依然很多。所以，国内自贸区改革对BIT是起到承前启后（作用），但并不是绝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