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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教授 杨义先
我的忘年交杨千里教授，在意外的时间，2020年3月11日，以意外的方式归西了。瞬间，我头脑一片空白，忘了悲伤，忘了流泪，甚至干脆强迫自己忘了一切丧事。这倒不仅是因为，那几天噩耗实在太多，我在潜意识里已完全排斥“生”的反义词；毕竟，短短半月多，同楼老邻居走了，单位老校长去了，妻姐的公公升天了，好几位熟悉的校友或朋友也都在全国各地，因各种原因而英年早逝了；更不用说每天都还有若干素昧平生的同胞，被无情地化成了那迅速攀登的死亡恐怖直线。也不仅是因为那几天，大家都被封闭在家，压根儿就出不了门，更不可能去参加葬礼；相信也不可能有常规葬礼，毕竟，疫情面前人人平等；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别人。而主要是因为，就在年前，当雄赳赳气昂昂的杨将军踏进病房时，他曾信心满满地与我约定：“出院后，一起讨论通信安全问题！”因此，我得老老实实等他出院，回答他布置给我的家庭作业。
如今，半月过去了，一些城市已开始摘口罩了，武汉“封城令”也开始部分解除了，我的情绪也慢慢走出低谷，终于可以面对他的照片，嚎啕大哭了：杨部长呀，您为啥走得如此匆忙，莫非天国有啥重大通信事故，需要您赶紧增援？！苍天呀，你莫非真的没长眼，为啥总是逆心愿！
唉，既然不能当面汇报，只好赶在首个清明节前，以文字纪念方式，向我敬爱的杨千里老友，提交作业吧！毕竟，现在疫情警报并未解除，清明祭扫也不可能。
其实，我与杨千里教授本不该有啥深交，毕竟，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俩都天差地别：从年龄上看，他长我近三十岁，绝对是长辈，我本该敬而远之，但每每在一起时，总觉得他更像大哥，那种体贴入微的大哥。从行政级别来说，他贵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而我则只是区区草民一枚，但我却从没嗅到过他的任何官气，只拿他当邻居大叔，那种有求必应的好大叔。从军衔上看，他尊为少将，而我则只是一介书生，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我却从未觉得“秀才遇到了兵”；反而，与他那温文尔雅的和蔼相比，急躁的我，有时倒更像那蛮不讲理的兵。从学术地位上看，他是我国卫星通讯的重要奠基人，就算在国际通讯领域，也属响当当的学术大权威，有关他的众多高大上科技成果，只需百度一下，任何人都会佩服不已；而我则只是默默无闻的眇小教书匠。总之，从世俗眼光看，我若想与他套近乎，那简直无异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因种种机缘巧合，我俩偶然认识了，而且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并最终发展成了忘年之交；当然，是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与他在一起，我从无攀高枝的感觉，当然也从未想过要攀高枝。
我与杨千里教授初识于1993年3月，那时我们都首次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由于按姓氏笔划排序，我俩不但开会时是邻座，会议期间更住进了同一宾馆的同一个双人标准间；从此，我俩便开始了连续五年，每年连续一周的室友生涯。当然，随后二十余年，我们更成了志同道合的知己。
坦率地说，杨将军的首次亮相，还真让我多少有点不爽，当然，这不能怪他，可能还是因为我俩差别太大之故吧。记得首次政协报到后，我便拖着行李进了房间，正欲整理床铺时，突然闪入一位机敏小战士；只见他，滴溜溜的双眼四处扫视，接着就开始翻箱倒柜，甚至向我也投来警惕一瞥。也许是战争片看多了，我总觉得他那屁股后面别着个硬家伙，总担心万一走火了咋办。一套麻利的侦察程序后，小战士恭恭敬敬开门，迎进了戎装焕发的一位大军官，肩上闪闪发光的徽章格外醒目。这时，我也不由自主摸了摸空荡荡的裤后腰，希望也能摸着个硬家伙，哪怕假装为自己壮壮胆。可哪知，将军一开口，就轻轻缴了我的械：“小杨呀，我知道你，正有事请教呢！……”后面再说了些啥，我就记不得了。反正，经过彼此寒暄和客套后，我俩很快就越聊越近了。原来，他不但是我的本家，也是我的同行，还是我导师的朋友，更是我仰慕已久的卫星通信大权威，杨千里教授！只是因为我人微言轻，过去只闻其名，只读过其著作，却从未见过其人而已。
每次政协会议期间，杨千里教授都非常认真。会前，总是积极收集提案素材；会中发言，既敢闯禁区，又有落实方案；若要发起正式提案，那更像是在精心策划一场大战役，务必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以，虽然他家离会场很近，而且还有专职司机，就是那位让我不爽的机灵小鬼；但他却几乎每天都吃住在宾馆，经常在晚间找我和其它几位委员讨论各项提案，字斟句酌地说透问题，明明白白地理清解决思路，环环相扣地道明落实指标。就算是去食堂的路上，他也不会浪费那短短几分钟，总也要与我讨论许多通信学术问题。当然，这种讨论经常是单向进行的，即，由他提问，我俩以头脑风暴的方式，共同寻找可能的答案；毕竟，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我几乎从不问他业务问题，生怕一不小心，碰到涉密痛点。所以，我俩的交流很有趣，很互补。他不但主动给我提供了许多崭新的科研思路，更毫无保留地教会了我许多为人处事的经验和教训，甚至我至今都保留着他的许多工作方法；比如，若有灵感或细节事宜，就立即记录在随身小纸片上，阅后即焚，既方便，又实用，还安全。
首次让我发现杨将军威严的事情，是几年后对他的一次回访。由于他已多次带领众专家，参观了我们实验室，也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讨；所以，我也应邀前往他安排的某单位，进行了一次学术交流。又是那位小鬼，让我见识了啥叫老司机。只见他奉命前来接我时，无论是在拥挤的小区，还是在宽敞的军用操场，他都倒车如狂奔，停车像魔术：一道Z型闪电后，小车就稳稳飘移入库了。杨将军亲自下楼，热情地远远来接我；起初，俺这马大哈也没介意，嘻嘻哈哈就尾随着走向了警戒区。突然，咔嚓一声“首长好！”吓得我浑身一个激灵。再看杨将军时，宛如电影里的巴顿将军，也威风凛凛回敬了一个标准军礼。顿时俺就懵了，不知所措：本想也敬个军礼吧，可又不会；点个头吧，又觉没到位；哈个腰吧，好像也不对；抱拳作个揖吧，更显得不伦不类；总之，只能像刘姥姥那样受罪。即使没经过关卡，只要路遇军人，对方都迅速闪开，就像重播一样，一气呵成一套标准的军人动作：立正，敬礼，“首长好！”杨将军也当然要巴顿一回。也不知过了多少关，越了几道卡；反正，每听到一声“首长好！”我就像是又交了一张白卷。良久，终于进了核心区会场。幸好，报告后的经久掌声告诉我，这次“期末考试”总算得了高分！从此以后我才知道：一直在我眼中的谦谦君子杨将军，原来在军队通信界，竟是如此德高望重！可惜呀，这时我已无药可救，永远也只能把他当邻居大叔了；而且，他也好像更喜欢这种平等交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杨将军的地位越来越高了，成就也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军民融合后，他更在多个重要的国家级学会和协会中，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经常成了我的领导，甚至拥有决定我成败的投票权。可是，我俩的友谊却始终未变，他从未对我开过任何后门，我也从未向他索要过哪怕是半点特权；他仍然不时给我布置家庭作业，我也仍然尽心尽力答题交卷。这不，2019年9月11日，就在他带着“多发性骨髓瘤”进入301医院前，又一次给我布置了有关“量子卫星”的家庭作业，还承诺国庆后就出院，并前来阅卷。可是，这次他却破天荒地放了我的鸽子：一个月后，他没来；两月后，仍杳无音信；年底了，还是没结果。春节了，我预感不妙，开始担心起来，可这时疫情紧张了！本想待到小区解封后，主动联系他交作业，哪知却先传来了他的讣告。
唉，二十余年来，与他的淡水之交历历在目。每当查看他的微信时，总想再给他发条段子，可又担心打扰他在天堂的幸福生活！
安息吧，杨千里教授；安息吧，杨千里将军；安息吧，杨千里部长；安息吧，杨千里老友；我会随时想念您的！
2020年3月26日于北京
（来源：亦仙亦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