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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650万。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国家积极应对，力挽狂澜，抗疫成果有目共睹；而一些国家因为深层的制度和文化原因采取了不一样的抗疫模式，没有“封城”也未推行强制隔离措施，这其中就有日本和瑞典两国。然而，随着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第一波疫情逐渐趋于平稳，上述两个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命运。日本近日高调宣称其抗疫模式获得了成功，而瑞典却因其“欧洲第一”的死亡率被贴上了“失败”的标签。
瑞典“群体免疫”效果如何？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6月3日，主导制定瑞典防疫策略的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在一次电台采访中承认，瑞典此前采取的防疫策略存在不足之处。他表示如果以现在所了解的信息，再遇到同样的疾病会采取一个“介于中间”的策略。
随后在当天的每日疫情发布会上，安德斯·特格内尔表示瑞典的总体战略是正确的。“我们仍然认为这一战略是好的，但我们总是可以做出改进。”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疫情数据统计，截至6月4日，瑞典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40803例，死亡4542例，这个数字超过了瑞典几个邻国死亡人数的总和，每百万人口中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也是欧洲最高。
上周，丹麦和挪威在一项允许游客在夏季自由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旅行的协议中将瑞典排除在外，同时捷克还将瑞典列为欧洲仅有的两个新冠病毒高风险地区。
受到邻国如此“嫌弃”，皆因被特格内尔寄予厚望的“瑞典模式”，即“群体免疫”策略面临破产的可能。《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称，尽管瑞典并未宣称要实施“群体免疫”策略，但谁都看得出这就是它想要达成的目标。
3月13日，瑞典宣布不再对轻症患者进行检测。3月中旬，挪威、丹麦和芬兰等邻国实施快速封锁以阻止病毒传播时，瑞典推出的社会管理措施仅基于自愿和信任：建议老年人避免社交，建议人们在家工作，定期洗手和避免不必要的旅行。边界和学校仍然开放，包括餐馆和酒吧在内的许多公共场所同样如此。
瑞典隆德大学的基因流行病学教授保罗·弗兰克斯（Paul Franks）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群体免疫”将是全球最终达到的目标，因为一旦有可靠的疫苗出现，大家接种之后都能对新冠病毒产生免疫。现在争论不休的议题是，如何更加安全地达到“群体免疫”。
特格内尔4月下旬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说，“每个国家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实现‘群体免疫’，而我们的方式有所不同。” 特格内尔表示，瑞典的策略不是遏制病毒传播，而是压平（疫情增长）曲线。
到了5月5日，特格内尔参加节目时则坦言，自己对瑞典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之高感到“惊讶”，起初只以为感染率会上升，但没想到死亡率会这么高。
然而，特格内尔依旧表现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可能发生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来临前，瑞典的情况将比其邻国更好。据其估测，首都斯德哥尔摩5月就能实现“群体免疫”，如果发生第二轮疫情，可有效降低伤害程度。
但据瑞典公共卫生部门近日发布的研究显示，截至4月底该国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出现抗体的居民比例仅为7.3%，整个国家的平均百分比可能更低，远未达到群体免疫所需的60%的阈值。
“日本模式”成功控制了疫情吗？
地球另一头，曾被“怀疑”也在实施“群体免疫”策略的日本已然在欢庆胜利。上周，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时，该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6724例，死亡894例。
5月30日，行人戴口罩走过日本东京银座街头。当日是日本东京解除紧急状态后首个周六，各商圈人流量明显增多。新华社 图
“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我们用典型的日本方式几乎控制住了这种流行病，”安倍晋三宣称。其言论引发了一个问题: 这种日本模式是什么，它能在其它地方奏效吗？
在其它国家看来，了解日本为什么“成功”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国家既没有强制封锁，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检测。虽然很多人把焦点都放在日本的文化因素上，如对卫生的高标准要求、民众对政府的服从等。然而，据《金融时报》6月3日报道，日本的专家表示这并非是该国抗疫成功的主要原因，相反他们指出了三个更为平凡的因素: 一种特殊的接触者追踪策略；早期意识——这种意识带来了日本公众的积极反应；及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东京顺天堂大学（Juntendo University）传染病控制教授堀贤（Satoshi Hori）向《金融时报》指出，由于该国报告的首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较早，且因“钻石公主”号一事在该国发酵，导致国内民众“在没有任何官方指示的情况下，开始进行手部消毒、戴上口罩并主动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堀贤表示，戴口罩的真正效果是减少了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这或许是运气，但的确起到了作用。”他说。
此外，日本疫情专家会议副主席尾身茂（Shigeru Omi）表示，多数国家都使用了一种叫做“前瞻性追踪”（prospective tracing）的方法对新冠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监测，以便在他们出现症状时及时进行隔离。而日本在此基础上还试图找出这些密切接触者是在哪里被感染的，是夜总会还是医院，然后监控访问过那个地方的人。
尾身茂告诉《金融时报》，由于大约五分之四的新冠病毒携带者不会传染给其他人，因此找到超级传播者是控制疫情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
5月30日，在日本东京，银座一间百货商店的工作人员（左）为顾客进行手部消毒。新华社 图
另一方面，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公共卫生专家涉谷健司（Kenji Shibuya）认为，安倍晋三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宣布了紧急状态。在将日本宣布紧急状态的时间和意大利与英国进行比较后，涉谷健司指出，如果日本再晚一周做出决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会激增。然而，他并没有提到，如果更早做出紧急状态的决定，最后的结果是否会比现在更好。
堀贤称，日本的紧急状态并没有强迫人们呆在家里，但是很多人遵从了政府的呼吁。与瑞典模式不同的是，“日本的温和封锁似乎产生了真正的封锁效应，”他表示。
尽管如此，很多人恐怕仍会对“日本模式”的有效性心存疑问。毕竟，一个月前日本还处于“因奥运消极抗疫”、“政府应对缓慢”的风口浪尖。更何况目前还有经济难题摆在面前，民众的评价才是对政府的最终评分。
5月底，安倍的支持率在共同社实施的民调中跌至39.4%，是近两年来首次跌破40%。对于政府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不予肯定”的回答占52.5%，“予以肯定”的占39.5%。
6月2日，东京新增病例34例，为两周来最高水平。当天晚上，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对策总部会议上首次发布了提醒民众注意的“东京警报”。
涉谷健司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也承认，“日本模式”并不完美，还有其它一些亚洲国家做得更好，大量的测试是至关重要的。“很明显，病毒仍在传播。下一波肯定会到来，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澎湃新闻记者 张无为 实习生 董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