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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今天（本文发表于 2 月 1 日——编注），南越国家警察总监从容地走向站在西贡一条街道中央的一名俘虏，对准他的头部开了一枪。
旁边几步远的地方，美联社摄影记者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紧盯着相机取景器，用一张小小的黑白胶片捕捉到了枪击发生的瞬间。
警察局长阮玉鸾（Nguyen Ngoc Loan）将军背对着相机，右臂伸直，左臂垂在身侧。被枪决的俘虏名叫阮文敛（Nguyen Van Lem），是越共游击队的领袖。他没有穿制服，只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和黑色短裤，双手被铐在背后。尽管阮文敛 30 多岁了，他看上去比少年模样大不了多少。照片中，他的面部因子弹的冲击力而发生了扭曲。
第二天一早，阮文敛生命的最后一刻将会永远定格在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全美各地报纸的头版。这张照片与 NBC 记录的枪决视频一起，使得美国人直观地认识到越南战争的残酷性，并推动公共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这张照片以只有视觉文本才能做到的方式直击人心，”研究越战时期反战运动的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历史学副教授米歇尔·尼克森（Michelle Nickerson）表示，“当越南新年攻势（Tet）的消息通过这样的方式加以解读后，你甚至无法估量当时有多少人开始反对这场战争。”
这次处决发生在 1968 年 2 月 1 日，就在两天前，越共和北越部队刚刚发动了名为新年攻势的协同作战。南越的几十个城市一下子涌现了大量叛乱分子，他们的踪迹几乎遍及每个省份。除了南越首都西贡街头，他们甚至还出现在了戒备森严的美国大使馆园区。
美国人对此震惊不已。此前，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和他在越南的最高将领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C. Westmoreland）曾向他们保证，敌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越战专家梅雷迪思·H·莱尔（Meredith H. Lair）表示，这场攻势“令人们开始质疑政府是否向他们灌输了谎言，人们怀疑战争是否真如政府引导的那般进展顺利；倘若本应受到震慑的敌人突然表现得如此强大活跃，那么这场战争是否真的能取得胜利。”
如果说这场更广泛的新年攻势暴露了政府一直试图控制的混乱局面，而亚当斯的照片则让人们质疑美国是否真的是一支正义之师。这两点因素加在一起削弱了战争的理由，许多美国人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非但不可能取得胜利，或许也不该胜利。
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历史学家罗伯特·J·麦克马洪（Robert J. McMahon）表示，“展开新年攻势后，认为越战越来越不可能取胜的说法持续发酵，而这张照片更加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依据。我认为，更多的人开始质疑美国是否是这场战争中的正义之师。”
一名警察局长对准一名戴着手铐的男子头部开枪，这种做法很可能违反了《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不仅如此，这位长官并不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而是身为美国盟友的南越政府官员。
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历史学教授克里斯蒂安·G·阿皮（Christian G. Appy）称：“对于美国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同于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新问题。由此也确实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愈发影响到了关于越战辩论的走向：美国在越战中的立场是否合法？还是说美国只是以一种道德的方式参加了这场战争？”
麦克马洪博士表示，发动新年攻势的几个月里，美国国内舆论的转变比战争中其他任何时候都快。这张照片不仅为亚当斯赢得了普利策奖，同时还被《时代》杂志评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 100 大照片之一。
苏珊·D·莫勒（Susan D. Moeller）是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媒体和国际事务教授，同时也是《拍摄战争——摄影与美国的作战经历》（Shooting War: Photograph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of Combat）的作者。她表示：“说起‘越战中的处决照片’，不仅仅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甚至在那之后的好几代人都会想起那张照片。这张照片一经发布便成为了一个符号。”
然而，如何展示这张照片以及其他越战图片却是《纽约时报》编辑部讨论的话题。去年以百岁高龄辞世的约翰·G·莫里斯（John G. Morris）是《时代》杂志评选最有影响力照片的编辑，他曾说：“我能够记得一些照片，我刚刚决定放在首页刊登的照片。”这张处决照片就是其中之一，另外还包括 1972 年拍摄的一张：照片中 9 岁的女孩潘金菊（Phan Thi Kim Phuc）奔跑着躲避燃烧汽油炸弹。那张照片被放在首页的底部。
这张西贡枪决照片在南越引发了另一种不同形式的共鸣。对于 1968 年的美国人而言，它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北越和越共远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强大得多。对南越人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历史学家马克·菲利普·布拉德利（Mark Philip Bradley）表示，南越人民觉得这些军队“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无所不能的光环”。
照片上最令观者无法产生同情的人自然是行刑人阮玉鸾将军。他最终移居美国，但仍然因为照片带来的影响所累。1978 年，美国政府试图取消他的绿卡，但未能成功。20 年后，阮玉鸾在弗吉尼亚州去世，他生前曾在那里经营一家餐馆。
2004 年，亚当斯去世。他生前曾对这张照片带来的后果感到不安。他指出，照片无法体现拍摄的背景，这是由照片的本质所决定的；而西贡枪决这张照片未能体现的背景在于，被枪决的俘虏杀害了阮玉鸾将军一名副手的家人。
“在那张照片里，两个人死去了：一位是被子弹打中的人，另一位则是阮玉鸾将军，”他在《时代》杂志上撰文写道，“将军杀死了越共，而我用相机杀死了将军。”
亚当斯这样写道，“静止的照片是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武器。”
（来源：好奇心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