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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频发的虐童事件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孩子们面临的世界，也许并非成人认为的那么单纯和友善。那么，孩子的记忆是如何反映自身遭遇的？负面事件又是如何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本文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基于大量研究证实，幼年时期的被虐经历如果不被重视，会对人的一生造成漫长而痛苦的影响。如何最大可能地保障儿童的安全，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管理者而言，都是最基本的治理任务。
“你会相信一位儿童证人吗？”
面对处于人生早期发展阶段的儿童，人们常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怀疑证词的准确性，譬如孩子是否更容易受到提问者暗示的影响；一方面，在证词准确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儿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主流观念认为，儿童并不具备可靠报告过往事件的能力。那么，孩子所处的发展阶段，究竟会不会对他们的记忆准确度产生影响？
1981年，心理学家Gail S. Goodman在以“你会相信一位儿童证人吗？”为题的文章中，讨论了儿童证词的准确度和可信度。这篇文章认为，在合理情况下，孩子能够准确可信地描述过往事件，即使该事件能够引发相当程度的负面情绪。
这个结论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左，引发舆论大哗。随着实证研究的不断发展，美国律师协会才逐渐认可了这篇文章中的意见。
Goodman及其同事在1980到1990年代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儿童能对负面事件逐渐拥有更可信的描述能力。
举例来说，在Goodman的实验中，面对具有虚假暗示性的问题，四至五岁的孩子相较于三岁孩子具有更强的抵抗能力，能够否认其中不实的成分。这些发现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即在合理的问讯下，儿童能够准确的回忆大量事件相关细节。
随后，Goodman也成为了少数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儿童出庭作证方式的心理学家。具体来说，她主张儿童证人通过闭路电视接受质询，这更有利于他们作出准确的论述，而非亲身出席庭审，直接面对嫌疑人。
关于何为“合理的问询方式”，心理学家也做出了许多探索。
针对三岁和五岁的孩子，Malloy等人对其提问方式和心理暗示的接受程度进行了研究。孩子们需要面对具有较强或较弱诱导性的提问者，参加一次或多次问询。出人意料的是，无论提问者是否进行诱导，所有在短时间内被多次询问的孩子都能够保持较低的错误率，而在较长时间内只被诱导式询问过一次的孩子的犯错率显著较高。
Roberts和Powell的研究也表明，孩子回答问题的表现在事件发生后第3天和第21天大相径庭，第3天时明显更不容易受到提问人员的诱导。
也就是说，孩子回答问题的准确度主要在于记忆，而非他人的问询方法。
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显示儿童的回忆能力可能要比成人更清晰。发展心理学家Reyna和Brained发现，人的记忆系统实际上可能由事实记录和意义阐释两部分组成，后者往往是造成错误回忆的来源。相较于成年人，儿童更多地依赖于事实记录，因而他们的记忆反倒有可能更可靠。
遭遇严重负面事件或更难启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年幼的儿童面对性侵或其他严重的负面事件，能够轻松地进行准确描述。
Leander及同事发现，面对陌生人切实的性侵犯，孩子只能极其有限地描述与性接触有关的细节，相关细节在整个事件过程中的描写只占到7.6%。而这还只是面对陌生人，而不是与孩子或其父母有亲友关系的人群。
早在八十年代，Saywitz和Goodman就发现，当孩子在体检中被医生触碰生殖器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在没有诱导性问题的情况下说出这一事实；相反，大约8%没有此类状况的孩子在问题诱导下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较年长的孩子由于羞愧、尴尬等原因，更不愿意说出被触碰生殖器的情况。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孩子对遭受侵犯难以启齿的原因可能包括害怕受到加害人报复、害怕父母或兄弟姐妹卷入、自我指责等。
事实上，幼儿对于外界的恐吓与威胁特别敏感。在北京幼儿园事件中，有消息称幼儿园老师曾威胁孩子，“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能看到你们在家里做的每一件事。不许跟爸爸妈妈说！”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显然对孩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事发后半个月左右，才有孩子跟家长提到被老师“打针”等事。
Goodman在2006年的文章中，曾提及一桩近年发生的案子：两名五岁左右的小女孩中其中一名被一男子掳走并奸杀，她的玩伴向警方详细描述了嫌疑人的长相。按照这一线索，嫌疑人被抓获，DNA证据显示该男子正是凶手。令人遗憾的是，几年前，就已有两名9岁的孩子控告这名男子对他们进行性骚扰，当时这个案子被陪审团否决，原因是他们认为孩子的口供可信度不足。
虐童事件：年龄越小后果越重
儿童时期的虐待，包括身体、精神言语、性虐待，对人一生中生理、心理造成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Springer等人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涵盖了两千名在儿童时期曾受到父母虐待的中年男性和女性。研究人员发现，当排除家庭背景、年龄性别等干扰因素后，抑郁、焦虑、愤怒等情绪以及一系列生理不适症状的困扰，对他们的影响逐年增长。
2012年，一项规模更大的综合分析显示，通过汇总过去的128份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即使没有性侵成分的儿童虐待，也足以在孩子成年以后造成抑郁症状、自杀倾向、高风险性行为等后果。
虐待发生时的年龄，也与其在儿童未来人生中的影响有关。越是早期发生的儿童虐待，越容易导致受害者在青少年和成人期经历心理问题。
Kaplow和Widom的研究将虐待事件，包括体罚、性虐等，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是0-11岁的持续性虐待，一种是在早期0到5岁发生的单独事件，一种是在晚期6到11岁发生的单独事件。其中，第二种模式又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0到2岁婴儿期，3到5岁学龄前，6到8岁早期学龄和9到11岁学龄期。
研究者对496名受害者12岁之后的人生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在第二三种情况下，受害者的年龄越小，成年后表现出来的焦虑和抑郁症状越显著。
心理学家认为，很有可能在虐待事件中，儿童失去了建立安全信任关系的能力。其中，依恋关系首当其冲，受到了最大的损害。婴儿期和学龄前儿童的依恋关系，对于他们未来能否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
同时，虐待事件也会严重伤害孩子对于自我控制力的感知。在被伤害的过程中，孩子是处在弱势地位、无法掌控局面的。反复经受虐待容易导致受害者感到无论自己做什么都无法逃脱这种惩罚，一切已不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从而被迫面对严重的焦虑和抑郁。
习得性无助在在经典心理学实验中得到了深刻印证。
宾州大学心理学家Seligman曾经用三组小狗做过习得性无助：三组均被电击，第一组可以逃离，第二组可以通过按压按钮的方式停止电击，而第三组没有选择。当三组小狗重新面对电击，并且均可以选择逃跑时，前两组都选择了逃跑，而第三组中的大部分却都留在原地，哀嚎着接受了电击。
尽管人和实验狗大相径庭，习得性无助却有可能在长期遭受虐待的儿童身上出现，并逐渐内化为各种焦虑或抑郁症状，从而影响他们未来面对问题和人际关系，乃至面对自我时的巨大困扰。
预防儿童虐待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积极的父母养育方式十分重要。发生在上海和北京的这几次虐童事件中，父母亲都是通过和孩子耐心细致的交流，而不是选择置之不理，才得知了孩子们在幼儿园受到虐待的事实。
在美国，父母的参与对于防止虐童有着重大意义。PPP计划，即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 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政策在美国广泛施行。政策的研究人员通过在美国18个县随机试验PPP计划，发现后者能够显著预防虐童事件的发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幼年时期的被虐经历如果不被重视，会对人的一生造成漫长而痛苦的影响。如何最大可能地保障儿童的安全，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管理者而言，都是最基本的治理任务。
（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