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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記者 章利新、張芽芽、許曉青】１００年前的今天，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高舉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向封建傳統思想展開猛烈攻擊，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風暴。
一個世紀後，記者重新走訪《新青年》留在北京和上海的主要遺跡，勾畫這份劃時代刊物的重要軌跡和時代迴響。
箭桿衚同２０號
百年紀念日前夕，記者走進位於北京市東城區的陳獨秀舊居：箭桿衚同２０號。舊居近日剛剛完成騰退修繕，雖然空蕩蕩的，但古樸整潔。
整體院落佔地面積約２５０平方米，大門朝北，青石門礅兩個，雕著石獅。院內有北房、南房，側有耳房。據史料記載，北房及南房分別為編輯部辦公室和居所，其他房屋為傳達室、車夫等住處。
北京市文物部門介紹說，此次修繕根據科學考證和調研，在保持原有格局不變的基礎上，以舊復舊為原則，恢復其歷史風貌。
陳獨秀的孫女陳紅曾多次到此參觀，見證了舊居如何從一個生活著６戶人家的大雜院恢復成原貌。“爺爺曾帶著父親和姑姑在此居住，他在這裡度過了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陳紅告訴記者，她希望這次修繕能讓更多的人了解陳獨秀，了解新文化運動。
１９１７年初，陳獨秀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成為北大文科學長。當年，陳獨秀就居住在箭桿衚同２０號（原箭桿衚同９號），《新青年》雜誌編輯部也從上海遷到這裡。
正是在這裡，《新青年》由原來的陳獨秀主撰變為同人刊物，由北大教授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等輪流編輯。正是在這裡，這些著名學者一起秉燭夜讀，探討雜誌的選題，討論社會熱點問題。
在這裡，《新青年》雜誌編輯出版了近３０期。期間，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宣揚白話文為中國文學之正宗；魯迅發表第一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揭露“吃人”的封建禮教；推出“易卜生號”，討論人格獨立和個性解放問題……
《新青年》創刊時每期只發行１０００份，到１９１７年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後，猛增到１６０００多份，中國各地廣大青年踴躍投稿。《新青年》由此成為一份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暢銷刊物。
一位學者曾這樣評價：箭桿衚同，陳獨秀在這裡依託《新青年》和北大，投出了穿透腐朽舊中國的利箭。
回顧那段歷史，北大歷史學系教授歐陽哲生對記者表示：“追求民主、反對復辟，追求思想自由，系統清理中國文化、反思國民性，正是這幾方面的追求把當時具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團結到‘新青年’的旗幟之下。”
北大紅樓
從箭桿衚同２０號出來，往北走十幾分鐘，就能看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地標：北大紅樓。
這座西洋古典風格建築，因其主體由紅磚砌成而得名。１９１８年大樓落成伊始，北大文科、圖書館、校部就搬進了這裡，從此與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歷史走向息息相關。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長郭俊英介紹說，紅樓如今是全國唯一一家收藏、展示、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的舊址類博物館，也是第一個陳列展示陳獨秀專題展覽的博物館。
為突出舊址特色，紅樓內保持原有格局，營造出五四時代的氛圍。紀念館目前有圖書館主任室、第二閱覽室、登錄室、第十四書庫，以及新潮雜誌社和學生大教室等陳列，還原出當年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在這裡工作，胡適、魯迅在這裡上課的環境。
走進大樓，右手第一間陳列室就是陳獨秀的專題展，裏面擺放著他的全身雕像，各類手稿、刊物、書法、老照片、老物件……甚至還有他被捕後的口供記錄。
紀念館新文化運動研究室副主任秦素銀指出，陳獨秀執掌北大文科後，不僅引入《新青年》的重要作者，還促使北大原有的革新力量如錢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等人成為雜誌作者，“實現了新文化力量的大結集，從此新文化運動形成了集團性力量”。
在紅樓外的一個１８０平方米平房內，《新時代的先聲——新文化運動陳列》通過各期《新青年》、同人交往的書信手稿等１７６件實物和６７張圖片，全面展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
北大紅樓既是新文化運動中心，也是五四運動的發祥地。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大等學校的３０００多名學生從紅樓北側的民主廣場出發，舉行反帝愛國群眾大遊行，推動了中國歷史進程。
歐陽哲生指出，新文化運動給五四運動做了一個鋪墊，它對國家、民族、文化一系列問題的深入探討，為五四運動作了思想和人員上的動員。“沒有新文化運動，就沒有五四運動”。
就在五四運動前夕，陳獨秀髮表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表明擁護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堅定立場，“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談到新文化運動留下的遺產，歐陽哲生表示，新文化運動對於民主和科學的發現，對於它們的價值的確認，是最重要的貢獻。“我們如今仍然處在以科學和民主為核心的現代化進程當中”。
１９２０年２月，陳獨秀為避免北京軍閥政府的迫害，離京赴滬，同時《新青年》編輯部也隨遷上海。
漁陽里２號
與喧囂的商業街區淮海路僅一線之隔，今天上海市南昌路１００弄２號——一處典型的兩層石庫門建築，這裡見證了近一個世紀前新文化運動的風起雲湧。
“這裡依然住著四戶普通人家，１９２０年陳獨秀先生將《新青年》雜誌編輯部從北方遷來上海，他曾在此居住，也在此辦公。”上海市地方史志學會常務理事汪志星說。
這棟建築有著斑駁的烏木大門、典雅的紅漆窗檐，依稀可見早年的雕梁畫棟。據記載，當初這裡的門牌號是“環龍路漁陽裏２號”，房屋始建於１９１２年，迄今已有“１０３歲高齡”。
今天，這一新文化運動的見證地，挂有兩塊銘牌，一是“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另一塊銘牌上刻著“陳獨秀曾在此居住”。
在這處狹小書齋中，陳獨秀先後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等，《新青年》在此完成了歷史性的轉型：從思想文化類的同人刊物轉變為中共理論機關刊物。
《勞動界》週刊、《共產黨》月刊等與中國共產黨創建密切關聯的刊物也在此問世。陳獨秀還在此校對了陳望道翻譯並送至上海的《共產黨宣言》首個中文全譯本，並迎來維經斯基、毛澤東等人，在此暢談時事。
１９２０年５月，已“安家”上海的《新青年》雜誌推出了《勞動節紀念號》。其中李大釗的《“五一”Ｍａｙ Ｄａｙ運動史》闡述了五一節的來歷和偉大意義，陳獨秀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理論直陳時弊。
《新青年》所呈現的新氣象，被視為五四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與工人運動密切結合的重要標誌。
自上世紀７０年代起在此居住的趙先生告訴記者，２０１４年當地房管所翻修了這棟老建築的屋頂，預防漏雨，這裡的住戶守護著《新青年》的地標，大家覺得今後這裡會變成一座博物館或者陳列室。
在上海時期，《新青年》編輯部內部也不可避免走向分裂。經過反復書信溝通，陳獨秀與北京同人無法就雜誌前途達成共識，胡適等人逐漸退出。
歐陽哲生指出：“刊物同人在面臨辦刊分歧時，主要採取書信往來交換意見，這是一種比較理性、和緩而穩妥的方式。他們非常重視在五四時期形成的人生經歷和交誼，這種情感常常在他們遭受重大變故時表現得尤為突出。”（參與采寫：周文其、熊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