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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周小川的這次亮相，講述了他對諸多全球性問題的擔憂，而這些問題，也將成為今年G20峰會的重要議題。
3月24日，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出席博鰲論壇，參與“轉型中的G20：全球愿景，中國方案”這一分論壇的討論。周小川指出，G20峰會將于2016年9月在杭州舉行，目前會議的議題可能會包括全球形勢分析、各國的政策協調配合、SDR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用等。
他認為，應該通過逐步的探索，提高SDR(特別提款權)的威信、提高它的使用量，幫助各國更好地管理風險，增強各國合作的有效性。
同時，通過G20峰會的討論，各國在應對匯率市場波動和資本流動等問題時，能夠協同合作。
人民幣入SDR是全球需求
20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宣布，人民幣將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
周小川指出，人民幣加入SDR，不是中國的計劃或要求，而是全球的需求。在次貸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以后，美元開始大幅波動。所以大家試圖尋找更穩定的金融格局。從中國的角度來講，一方面中國的貿易和投資伙伴非常多元化，另外中國周邊的國家，在整個金融危機過程中，有貿易支付方面的困難，這一困境和所謂的儲備貨幣或者說主流貨幣有關、和幣值有關、和流動性也有關。亞洲周邊的國家之間，出臺了很多相互支持的方案，諸如貨幣互換、相互融資等。
“融資和貨幣互換的過程中，大家自然會想到，美元也不是那么穩定，干嘛非要用它呢？還是可以用更多元化的東西。”周小川指出，這些國家考慮到SDR本身是多種貨幣的籃子，而且是由IMF掌控，IMF一直把這個問題當做一個比較重要話題。今年，SDR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用，將放在G20討論。
據周小川回憶，2011年法國主辦G20峰會的時候，對SDR如何發揮作用是話題非常感興趣，那時候時任法國總統的薩克奇來到南京，主辦了一次國際貨幣體系的研討會。2011年最終開G20峰會討論的時候，被希臘問題沖擊，希臘變成焦點。
周小川認為，當時關于SDR的議題，討論得不太充分，今年將進一步進行討論。也就是今年3月底，在巴黎再開一次國際貨幣體系的會議。國際貨幣體系里面最主要的內容就是SDR。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角度來看，可能更會逐步提高SDR的威信、提高它的使用量，對于風險的管理，相互之間合作的有效性，以及將來在各種報表中使用的時候，它的客觀性、波動性都會比過去的體系會做得更好。這是一個逐漸探索的過程。
金融改革將成為G20重要議題
在博鰲論壇上，周小川還介紹了G20會議的其他重要議題。
他表示，今年G20會議的準備和往年一樣，首先“財經口”要討論全球經濟形勢，也包括個別國家投資的情況。討論經濟形勢非常必要，盡管這個討論不一定要得出什么重要的決議，但是形勢判斷是其他所有對策的一個基礎。
他指出，近來，全球經濟形勢不平穩，有時候會出現很重大的問題，甚至能夠左右原來議定好的財經議題。“希臘債務危機發生的時候，正好趕到2011年G20加納峰會召開的前期，所以那個會議整個的聚焦點，轉移到希臘問題。這種情況還是有可能發生的。”此外，這次G20峰會還會強調結構性政策的設計和使用。
國際金融體系IFA歷來是G20關注的問題。首先在危機發生的時候，大家都希望國際貨幣基金動員更多的資源，也就是說，出現危機以后，如果需要救助，大家要籌錢，應該用什么機制、什么方式來收集這些資源，資源不光是錢，更主要的是國際金融組織以什么樣的架構，能夠更好地預警，出了問題能更好地解決，能更好地反映世界經濟結構的變化。比如新興市場權重的變化等等。
金融改革同樣是G20長期關注的議題，主要是由金融穩定理事會來歸納，向大會做匯報。G20組建是為了應對危機，有危機就需要改革，這些年陸陸續續有很多重要的金融改革，其中包括關于銀行體系改革的巴塞爾iii協議。這次也會討論金融改革，會重點強調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和繼續討論處理“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的議題。
普惠金融也是今年G20的議題之一，普惠金融強調如何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為貧困群體、為大眾、為中小企業做好金融服務，為此也專門成立了工作組。
綠色金融在今年也被納入G20地討論范圍。在全球氣候變暖的情況下，在環境受損的情況下，金融活動要明確支持“綠色發展”的活動，使用新興工具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等。
和前兩屆一樣，G20還會討論稅收問題，因為財政政策的順利施行，還需要動員更多的稅收。“前兩年有一個題目叫稅基侵蝕與利潤轉移，這種現象使得國家財政收入狀況發生惡化，從而也會減弱財政政策的能力。”為防止這一情況，這一議題也將G20討論。
周小川指出，每次峰會之后，一部分經濟議題和改革議題，會形成大會批準或者大會同意的文件，一般會開出一個單子，這是表明G20國家經過首腦批準，要達成共識的內容。
各國將參考G20溝通結果制定政策
在G20會議達成共識后，決議地執行和各國政策的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周小川表示，G20是應對危機的產物，1999年開始，第一次會是為了應對亞洲金融風波及其蔓延，2008年升級為峰會，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所謂應對危機，首先是商討危機解決方案，用什么辦法克服危機，用什么辦法能夠帶動復蘇。復蘇以后，商討如何保持更強勁、可持續、更加平衡地增長。這里面包括宏觀政策地協調。
首先，從需求方面來看，危機一般會導致全球信心下降，總需求疲軟，因此，投資和消費不景氣。總需求政策方面的協調是一個重點任務，因此會重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
在貨幣政策上，有些國家實行了QE（數量寬松），而且可以從第一期，做到第二期，再到第三期。有的國家實行了QQE，就是數量和質量雙寬松，甚至從最近兩年開始，還有一些國家實行負利率。因此，G20財經口會討論，在經濟協調上評審數量寬松政策的效果如何，數量寬松政策退出的時候，應該怎么做，會不會產生溢出效應。同時大家會討論，負利率政策影響多大。總之會通過討論大家關注的問題，來增強協調。
“普遍有一種聲音說，貨幣政策很重要，但是也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還要發揮好財政政策的作用。”周小川指出，財政政策在近期可能發揮的作用會更加重要，但是各個國家財政政策的空間不一樣，所以大家也會有爭議，就要討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赤字率是多少、總債務率是多少等等），有空間更多地應用財政政策。財政政策除了支出方面，也是有收入方面，能收的稅還是要收上來，才有空間來實行這些政策。
周小川指出，今年G20峰會的討論中，大家更加關注結構性政策，結構性政策這一提法地意思是，有一些經濟體的結構性矛盾比較重，光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不能解決問題，必須針對結構性的弱點進行改革。盡管時間要花得長一些，但是這些政策會真正地解決問題。
在全球金融市場 出現波動的情況下，全球也關心各國政策協調的問題，涉及匯率和資本流動。
周小川認為，首先，這一輪匯率的爭議和大宗商品降價有關系，特別是石油價格大幅下降以后，導致一些產油國收支平衡受到很大影響，匯率率先發生比較大的變化。
也隨著金融市場出現風波，需要加強在匯率方面的溝通和協調，各國都不贊成采用競爭性貶值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不能靠過度匯率貶值來刺激出口。
跟匯率、宏觀政策關聯在一起是資本流動，最近一段的資本流動對新興市場國家不太有利，這些都是需要G20協調討論的問題。
周小川稱，這種協調討論不一定會達成一致性文件，但經過溝通以后，各國的宏觀政策制定和執行方面，實際上會參考各國共同討論的結果，使得政策更加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