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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创造性地传承与传播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于我们赓续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意识，也发自我们守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决心。
今年5月，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与香港戏剧家荣念曾合作的探索性剧目《夜奔》，参加了德国汉诺威艺术节，德国各地的专业人士纷纷赶来观看并给予好评；6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荷兰艺术节上，川剧表演艺术家沈铁梅与作曲家郭文景、荷兰交响乐团合作的川剧《思凡》，打动了当地观众；9月，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将携程派经典剧目《锁麟囊》及新创剧目《白蛇传》，访问美国林肯表演艺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这些高密度的文化交流项目艺术水准高、风格多样，且均与国际主流艺术节或高端艺术中心紧密合作。
这一系列中国传统戏曲交流活动，是否浓缩了当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走出去”的最新趋势？伴随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海外受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需求与审美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人民日报“谈艺录”特邀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陈平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与大家分享他们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
跨文化传播的新落点——展示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记者：改革开放至今，国外受众对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认知与需求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改变是否影响了中国在交流项目上的选择？
张宇：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海外传播确实面临着转型，即：外国受众已经告别“中国热”“东方神秘感”阶段，开始用衡量欧美艺术的同一把尺子来看待中国演出。
这给我们的文化传播带来新的机遇，但更多的是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固步自封，不仅不能满足外国受众的艺术欣赏需求，而且与我们文化大国的地位也不相称。平庸化甚至低质化的“走出去”，或将损害国家的文化形象。我们的对外文化传播需要在连绵的“高原”上不断创造新的“高峰”。
陈平：很长时间以来，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印象是：民乐、京剧、昆曲、杂技演出或文物展览。如今，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了解已深入很多，这是跨文化交流中一个可喜的变化。
我们“走出去”的传统戏曲剧目也发生了变化。最早到欧洲来的多是以“做”或“打”为主的折子戏，如《秋江》《闹天宫》等，而后慢慢过渡到注重“唱”“念”的整台大戏，很受当地欢迎。这一趋势在最近几年尤其明显。
记者：今年5月，由范迪安担任总策展人的规模空前的“中国8：中国当代艺术展”在德国成功举行，集中展示了约120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在传统文化交流项目中，海外观众是否也期待看到传承者在“当代”的创造？
陈平：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也给中国艺术带来广阔的空间。“中国8：中国当代艺术展”对欧洲观众了解当代中国有重要意义。在传统文化艺术领域中，欧洲观众很高兴能够看到我们的传统保留剧目，但同时，他们似乎更有兴趣看到当代中国艺术家如何面对自己的传统、如何处理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比如，中国戏曲学院周龙导演的实验戏曲《还魂三叠》在德国受到了好评；田曼莎、柯军的独角戏《情叹》《藏与奔》为欧洲观众了解中国戏曲提供了新的视角；指挥家余隆同中国爱乐乐团曾把京剧同交响乐结合起来，并多次赴海外演出，等等。
当然，对于这些探索，我们现在还难以给予准确评价，但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中国的戏曲艺术不应该发展到今天就停滞了，而应该在我们手上继续发展下去。中国戏曲艺术之所以拥有如此丰富的流派，就是因为一代代艺术家的传承与创新不断赋予其新的活力。
所以，我们在与国外艺术节合作时，既推荐传统的戏曲表现样式，也推荐实验性作品。这样，海外观众不仅可以了解中国戏曲文化的传统，还能看到当代艺术家们的探索和创造。
张宇：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文化传播领域，即使我们推广的是传统艺术，也必须挖掘出它的当代性。
事实上，所有能够流传到今天的古典艺术包括戏曲艺术都具有当代性，这是其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完全适用于传统艺术在当代的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比如“互联网+”这一创造模式不仅可以促进电子信息工业的创新性发展，还可以对我国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产生核聚变式的神奇功效。
跨文化传播成功的标准——激发观众持久的兴趣
记者：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形式也多种多样。评价这些交流活动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陈平：如果只是为了慰问当地华人华侨，那么只要华人华侨看到这些节目，且节目质量比较高，那么这个活动就是成功的；如果是以跨文化交流为目的，衡量的标准就要更高一些。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所运作的传播交流项目能否引起对方的兴趣——如果你能够通过一次文化活动促使对方对你的国家、你的文化产生兴趣，今后对方就有可能通过其他渠道继续来关注、了解我们的文化与艺术——这才是跨文化传播真正的成功。
张宇：这些年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越来越活跃，确实需要有一个评估的标准。以表演艺术来说，我们主要有如下几条标准：第一，观众构成是否以当地主流社会为主；第二，当地主流媒体有无报道及评论；第三，是否进入当地主流销售网络售票，票房业绩如何。
跨文化传播的关键——与主流艺术节及文化机构有机合作
记者：政府文化部门之间合作，艺术院团与海外演出商直接对接，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个人应邀出访……诸多交流方式中，哪一种文化传播效果更好、更容易接近成功的标准？
张宇：主流机构合作、主流媒体传播、主流受众欣赏、国际化并专业化的组织运作，是传统舞台艺术“走出去”并且“走进去”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我们曾把包括“非遗”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舞台艺术推上许多著名的国际舞台，比如，中国京剧走进罗马歌剧院、佛罗伦萨歌剧院和维罗纳歌剧院等。去年在以中国为主题的华盛顿史密森学会艺术节露天演出中，现场观众累计110万人次，其中最受欢迎的节目是有着500年历史的来自浙江金华的婺剧。
陈平：是的，凡是同驻在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重要的艺术节、文化节、文化机构合作的交流项目，往往都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些艺术节和文化机构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运作方式，与各媒体合作关系很好，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知名度和广大的观众群。
比如，2012年中国在德国举办文化年期间，德国石荷州音乐节邀请中国京剧院的《野猪林》去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两场门票在演出前两周均已售罄。这既说明中国京剧艺术充满魅力，也说明德方组织者的推广工作做得好。
可以说，双方需求的有机融合是跨文化交流效果最大化的基础：我们更熟悉作品，而合作伙伴更了解他们的观众，不要低估合作伙伴在选择我们文化项目时的口味和专业性。
跨文化传播的品牌化——发挥名家效应，借力名人推广
记者：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出访美国、90年代初裴艳玲出访欧洲多国、今年张火丁出访美国，时代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是以某一位艺术家为核心的文化交流。怎么看艺术家个人对提升传播效果的作用？
张宇：跨文化传播应该高度重视表演艺术的独特作用。文化交流的核心是人的交流，艺术是人与人交流沟通最便捷的途径，表演艺术尤其是点对点、面对面、有温度的文化交流。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流不是强辩服人，而是润物无声，甚至就是一曲会心、一舞怡心、一剧动心。因此，表演艺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广阔的空间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同时，表演艺术又是一种高度人格化的艺术。名人、明星的传播效应是迄今为止欧美舞台演出风靡全球的制胜法宝。中华文化走出去要注重品牌的作用，精心培育自己的国际名人、世界明星，如此则可以事半功倍，发挥好我们的后发优势。以张火丁赴美演出为例，这是一次中国戏曲艺术品牌化地走出去的尝试。每一位驰誉全球的艺术家身后都需要一支复合型的、国际化的创意执行团队。未来，我们会继续做好艺术家身后的隐形团队，把更多的中国传统艺术代表人物光彩夺目地、成梯队地推出去。
陈平：我们要用平常心来看待以某位艺术家为核心的交流活动，更多地关注交流的本质和质量。当然，艺术家个人在跨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大，未来我们也应该更加突出艺术家的作用，多做一些以艺术家为主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
记者：在海外传播中，我们一方面发挥本土艺术家的名家效应，另一方面是否也可以借力海外的名人进行推广？
陈平：我们可以团结对中国文化、中国戏曲文化有深厚感情的外国人来共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德国有一位作曲家叫龚德曼，他曾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京剧作曲，后来他根据安徒生的童话《夜莺》改编创作了一部京剧，这部剧在欧洲的演出反响很好。三年前，他又和中国戏曲学院奎生教授合作，创作了《界碑亭》，该剧取材于德国的巴洛克歌剧《中国女人》和昆曲《林冲夜奔》、京剧《天女散花》，融入了许多戏曲元素，这部剧曾在德国波茨坦艺术节演出。
再如，有一位法国导演，他和中国戏曲学院合作的演出在欧洲也很受欢迎。上半场，他把中国戏曲不同的练功方式以及不同行当“唱念做打”的程式展现在舞台上；下半场通过两三个京剧片段来展示训练课程的成果。
总之，传统艺术的对外传播不是只有一条路。我们应该开辟不同的路，并且同时都走起来，这样才能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被更多人了解，在国际上拥有更广的知名度。
张宇：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需要坚韧不拔的长年努力，需要多方面的合力与智慧。我们集团有一位古稀之年的老朋友，日本京剧推广人津田忠彦先生。津田先生与我们合作京剧艺术项目始于1986年。他三十年如一日，致力于日本的京剧市场培育，从大学生等年轻人中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国京剧观众。津田先生坚持时间之长、获得的业绩之丰、经受的挫折之痛，可以说是国际舞台上推广京剧艺术的世界单人冠军。
“让世界成为中国的舞台，让中国成为世界的舞台。”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是我们民族精神深处的骄傲与尊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保持自身蓬勃生命力的内在需求，更是我们守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自觉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