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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界』栏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栏目，我们会选择上一周被热议的1至2个文化/思想话题，为大家展现聚焦于此的种种争论与观点冲突。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B站跨年晚会和人社部发文指需警惕“机器换人”。
B站跨年晚会：亚文化的胜利?
2019年12月31日晚，面对各大卫视晚会节目的竞争，首次举办跨年晚会的哔哩哔哩（Bilibili）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以“二零一九最美的夜”命名的晚会不仅人气惊人，当晚直播的观看量超过8000万；而且晚会质量也赢得广泛赞誉，与其他卫视的跨年晚会“就着流量数明星人头”不同，B站跨年晚会“突破次元壁”的呈现形式与不断唤起年轻人文化记忆的节目策划，让网友纷纷表示其“吊打”其他晚会，《人民日报》也发文赞其“很懂年轻人”。晚会结束后，1月1日，B站放出了晚会的完整视频，由于在社交媒体的上佳口碑，许多网友涌入视频中称自己要“补课”。截至昨晚7时，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6364万，弹幕总数超过200万条，实时观看人数尚有4万。B站的股价甚至因为这场晚会迎来上涨，在元旦假期过后的首个开盘日，其美股股价就上涨12.51%，次日再上涨5.39%，市值突破71.5亿美元。
B站跨年晚会的成功一方面建立在对年轻人流行文化的精准洞察上，同时又以更多元融合的姿态面向观众。“第一财经”
指出
，B站的月均活跃用户为1.28亿，最火的视频播放量也不过千万水平；而主流三大视频网站——优酷、腾讯、爱奇艺——的月活数都在5亿以上，视频的播放量也动辄上亿，B站与这些巨头相比，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但B站的价值在于它清楚年轻人真正的兴趣，并以此为基础运营产品，这次跨年晚会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不是以流量明星为重点，也不是靠堆砌破碎的流行热点为噱头，而是将二次元、影视剧、热点事件、童年回忆等一系列贯穿80、90后，乃至00后的文化记忆元素综合起来，变成一场泛年轻、泛娱乐的文化晚会。
这在节目的安排上就能看出来，除了大量已经成为年轻人标志的游戏与二次元元素，B站将流行文化中的记忆不断再组合，例如请来琵琶演奏家方锦龙与虚拟偶像洛天依一同表演《茉莉花》，让80、90后童年最熟悉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弹奏《哈利·波特》电影主题曲《海德薇变奏曲》，演奏时，整个乐团都戴着巫师帽。正是这种对年轻人追逐热点与怀旧混合的精确捕捉，让B站的跨年晚会不再是小众爱好者的“圈地自萌”，而是迅速出圈，收获了大量观众，甚至于“碾压”各大卫视。
有趣的是，尽管B站一直被认为是青年亚文化的聚集地，但与“亚文化”字面上的反叛意义相反，这场晚会反映了B站的年轻用户积极拥抱主流文化，同时也对主流舆论的认可充满了渴望。这一方面体现在晚会中有大量传统艺术与流行文化的融合节目，年轻观众也依然不吝赞美；另一方面，许多B站用户在赞美这场晚会时，最爱分享的评价就是自己家长对这场晚会的赞许，也骄傲于B站被官媒点名夸奖。因为晚会的成功，也是对他们所喜爱的二次元的认可，“那些看二次元、玩游戏的孩子好好地长大了”，而主流舆论也不会再将他们的价值观归类为臆想中的“打打杀杀”，而是看到他们对“友情、努力和胜利”的正向精神的歌颂。亚文化此时逐渐与主流文化合流，指向相似的精神内核。
晚会导演宫鹏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这种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突破次元壁”的安排反映了年轻人整体包容性的提高，也是B站年轻人多元化的体现。而在《南风窗》的
《看了B站的跨年晚会，我知道卫视真的输了》
一文中，作者将这种融合放到了更大的社会脉络中审视，他认为这种开放多元源自“Z世代”的心态。所谓“Z世代”泛指出生在1995-2009年间的人，这一代人生活在经济腾飞的时代，同时也是互联网的主力人群。作者强调，正是这样的背景，让他们对不同的事物乐于尝试，对当代年轻人而言，亚文化与主流的严肃文化并不冲突，他们渴望的是交流与融合，要的是平等交流与相互尊重的对话空间。因此在B站跨年晚会上，二次元、游戏、影视剧与弹幕这些亚文化元素无疑是最厚重的底色，但B站同时放入了传统上被认为是高雅的交响乐与国乐，并将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手穿插在节目中，把两种文化平等并列体现了Z世代的多元：在欣赏青年亚文化的同时，拥抱主流文化。
这种对主流文化的拥抱，在晚会中展现的顶点，莫过于《亮剑》中扮演楚云飞的张光北领唱的《亮剑》主题曲《中国军魂》，这种严肃的爱国歌曲在其他跨年晚会中极少出现。当音乐响起时，弹幕立刻从戏谑俏皮的风格，转向正统的爱国口吻，“亮剑精神、中国军魂”、“此生无悔入华夏”等弹幕不断弹出，值得一提的是，演唱者张光北在B站成为热点的原因是他在电视剧《亮剑》的表演片段，被B站用户进行大量解构与二次创作，成为许多“鬼畜”视频的主角。许多媒体也注意到该节目隐含的戏谑与严肃的融合，《人民日报》也点名表扬了这个节目的独特设置，指出在其他晚会还是艺人唱歌时，B站的晚会已经“成为向祖国致敬的舞台”。
《亮剑》中楚云飞的扮演者张光北
这并不是导演突兀的设计，其背后是亚文化与爱国主义近十年来的合流，“第一财经”提到共青团中央在B站制作的大量国家形象宣传视频的播放量经常能登顶排行榜，在视频中也经常能看到年轻人刷着表达爱国之情的弹幕，这在2019年尤其常见。在B站，严肃的爱国情感与话语，早就与具有解构、戏谑与嘲讽意味，且常常是舶来品的亚文化相互融合，这种交汇让前者变得更加有活力，也让后者更具正当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林品在
《青年亚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义”的兴起》
中指出，过去二次元的爱好者由于对日本ACG文化抱有兴趣与好感，常常会招致民族主义者的仇日情绪，以及文化管理部门对国外动漫产品的管制，他们的认同往往被放在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国族认同的对立面，面临某种“合法性的困境”。因此，为了化解这种矛盾，以2008年4月的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事件为标志性契机，许多二次元爱好者积极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且通过ACG同人创作这种二次元文化形式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而这些情感的基础，实际上是ACG文化中常见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与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浪潮不谋而合，成为二次元爱好者文化价值的重要部分。
这种转向，也正应和了官方的意识形态需要。在宣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他们也需要从亚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以突破呆板僵化的宣传话语与模式，在年轻一代中达到更良好的宣传效果。因此，包括共青团中央在内的官方微博账号会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与亚文化的爱好者亲密互动，甚至主动参与创作。通过这种方式，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易于被年轻一代接受。而本来就在中国崛起时代成长，有着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二次元爱好者也能通过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消解“合法性困境”。
机器换人：自动化的世界会更好吗？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在《求是》
发文
分析中国就业形势时指出，由于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普通工人难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一些企业加快推进“机器换人”，许多流水线操作工、一线客服等对受教育程度、技能要求相对较低、重复性与流程性的工作岗位会被替代。“机器换人”的步伐在未来会进一步加快，岗位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部分劳动者不可避免要面临下岗失业的阵痛。2019年在公共舆论中引起热议的《美国工厂》同样也引起了类似焦虑，在结尾部分，福耀集团的高管向曹德旺展示了他的新计划，希望通过自动化“把这四个人取消掉”，因为“他们太慢了”。
《未来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曾以讥讽的笔调写道：“二十一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就是所有多余的人能有什么功用。”因为就目前来看，算法已经逐渐侵蚀人类工作市场的所有种类，无论是重复性的流水线工作，还是人类自以为独占的决策、管理工作，就连艺术也能够被AI攻占。由于大量生产与服务工作都能够自动化，大众可能什么事都不用做，社会就能够养活所有人。因此，赫拉利对未来的人类可能终日沉浸在药物刺激或虚拟娱乐中，“对社会毫无用处”且不再有“神圣的人类体验”而忧心忡忡，唯一的办法可能是一辈子不断学习，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同时一直创造“人类做得比算法好”的新工作，但这个办法就连赫拉利自己也不太信服，认为大多数人不可能做得到。
《未来简史》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2月
比起赫拉利认为自动化会让人类社会过于富足的“乐观”，大多数人显然更加悲观。正如《大西洋月刊》
指出
，“从机器可以处理任何重复性任务的那一刻起，人们就开始担心自己即将变得无用”，从工业时代开始，无数人谈论过机器替代人类的可能，无论是从光明的一面——更高的生产率，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与更少的劳动时间，或者是更黑暗的一面——抢走人类的工作，都是现代社会持续热议的话题。作者指出，早期的经济学家通常会以更悲观的态度看待机器的替代，而当前普遍的看法则是，技术进步虽然带走了部分工作，但它们会带来更多工作，且经济持续的增长也会带来就业岗位的提升，总体而言，“机器换人”长远来看带来的好处多于坏处，且反而能让社会有更充足的就业。
然而，作者转引三位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指出，机器替代给劳工带来了痛苦的动荡，尽管从长远来看，工作岗位数量是高速增长的，但短期内，机器确实会替代部分人类工种，会夺走他们的岗位，并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这种动荡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平复，我们可以从长远角度来赞美机器替代，但不应该忽视已经受到毁灭性影响的一代人。其次，除了会直接造成工作岗位数量的下降，机器替代也会重塑工作环境，例如“机器换人”造成所谓“共享经济”的增长，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员工在工作地点与工作时间上被迫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也意味着不可预期的日程安排与工资，同时这些人并不适用于包括失业保险、最低工资规定、社会保险等各种保护劳工的制度。
CNN的文章同样
持有
这种略显悲观的论调，作者指出，从长远来看，几乎所有工作岗位都会逐渐消失，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工作或学习新的既能，然而学习技能比听上去要困难得多：在CNN对俄亥俄州一家关闭的汽车工厂的调查中，记者发现，由于许多工人年龄很大，很难再从头开始学习与他们之前工作内容截然不同的知识与技术，而且即使完成了培训，年资也会重新计算，收入将大幅缩水。这也导致企业的生产率越来越高，劳工的收入可能反而下降，最后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作者提到，目前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高收入与低收入的职业岗位数量上升，而中等收入的职业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这将进一步造成社会的撕裂。
这当然不是一个全新问题，过去的经验能够给我们一丝启示。在1950年代，当美国工厂开始自动化时，人们担心机器人进入汽车工厂，将会造成大量失业。然而与许多人预料的相反，时任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尔（Walter Reuther）并没有反对自动化，他意识到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而工会希望的是公司和政府提供更多帮助，让工人能够应对这种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以迎接这种全面改造他们的生活的技术。他希望知道，公司、政府与工人应该如何合作，以确保劳工从中受益，并使企业能够更高效。看似冷酷的技术问题转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机器换人”对社会的挑战，不仅仅是要催促劳工提高工作效率——显然这方面人类永远无法追逐科技的速度——而且应该改造社会对工作的观念。技术的进步理应为社会大众的福祉服务，而不应该成为扩大社会不平等与剥夺劳工生计的理由。然而，接下来的疑问是：今天还来得及吗？作者对此的悲观一如既往：“与以往的自动化浪潮不同，这次新的工作将不会足够快地出现弥补失去的工作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