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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日报讯】近日，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传闻一度沸沸扬扬，颇为吸人眼球。 据说，该战略的核心构想是，通过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国内的过剩资本向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输出，在这些国家投资港口、公路、铁路，以此达到拉动国内出口，消耗国内过剩产能，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提高亚洲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多方位目标。
这个传闻确实是空穴来风。 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人指出，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增长压力的背景下，基础设施投资可能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创建这一银行还有助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两个过剩问题，即外汇储备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剩。在11月8日的APEC峰会讲话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加强亚洲互联互通提出五点建议，并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联想到去年9月，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此后，他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大倡议被称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显然，亚投行、“丝路基金将是中国具体落实这一战略，对接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和基础设施规划的载体。
应该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展开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方式，更加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时为本国的企业创造更大的国际市场，从而化解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增长乏力、大量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这个战略构想是具有合理性、甚至可以说具有其精妙之处的。正如被认为是“新马歇尔计划的提出者林毅夫教授所言，通过对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一些国家的出口需求，这种投资是双赢。资本和产品输出国可以借此获得进行结构改革的机会，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消除自身基础设施瓶颈，获得更快发展机会。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7300亿美元。另据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地区作为潜在的出口市场和战略合作伙伴，的确值得中国去主动进行经贸合作对接。
理论上，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资本的短缺往往是一个困扰经济发展的严重瓶颈。这一方面是这些国家本身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内储蓄总量不足，无法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提供必要的资本供给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国家能力有关，由于缺乏有效的资源动员能力、项目建设组织能力和专业人员，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基础设施资本相对于私人资本不足，也意味着这类资本具有相对更高的边际产出利率。因此，在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确可以预期不错的投资回报率。
然而，笔者认为，在落实这一战略之前，为了让它切实产生预期的结果，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我们要更详细地评估这个战略的实施风险。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以下几类风险：第一，资本输入和基础设施建设国的政治风险。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有的还没有建立相对成熟的政治架构，还面临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再次调整的可能，如果对中国态度不太友好、或者态度模糊的政治力量转而主导政局，则可能对中国在该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成与运营构成政治风险。第二，具体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财务风险。尽管发展中国家往往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而存在基础设施资本边际产出率较高的一般性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基础设施投资都必然具有盈利性，依然需要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中，既要考虑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尤其还要考虑能够受惠于该项目的私人资本的跟进、以及该国对该项投资进行担保而对应的税收增长情况。第三，基础设施项目的工程管理风险和运营风险。目前来看，对外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将主要以国有企业作为实施主体。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之后，治理结构得到了完善，经营绩效取得了明显改进，但是依然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管理效能偏低、运营过程粗放、不注重管理成本的控制，等等。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将进一步拉长管理链条、强化项目实施人员与政府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工程建设过程的管理风险和建成后的运营风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次，我们要评估这一战略的机会成本。大量资本投向海外的机会成本就是相应地减少了国内的投资，从而可能拖累国内、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按照官方汇率，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7000美元，中国整体上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可以进行大规模资本输出的阶段。原因在于，第一，中国距离世界银行界定的人均1100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要弥补这个差距，中国未来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尽管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增长，但是，资本的进一步积累也并不因此变得不重要，许多物化性技术进步还是需要通过物质资本的增加来实现。因此，中国国内整体上仍然需要进行资本积累。第二，中国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中西部省份中，有的落后地区的人均GDP还处在低收入阶段，对于这些地区，要快速有效地提高其人均GDP，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提高单位劳动力的资本拥有量。因此，在改善效率的基础上，加快这些地区的资本积累过程，仍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经济增长来源。 第三，中国尽管在过去二十多年保持了较高的总储蓄率，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现象与中国过去特定的人口结构是相关的。中国的人口赡养率曲线已经开始翘头，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中国的总储蓄率必然会下降。如果我们今天将这些宝贵的储蓄进行资本输出大量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到储蓄总规模下降后，未来中国自身的发展将面对更高的资金成本。
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我们也要评估这一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可能存在的负外部性。不可否定，实施该战略、扩大海外出口市场，有助于缓解国内产能过剩压力，为结构改革创造时间条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今天出现如此局面的产能过剩压力，实际上是和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采用了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有关。我们在供给端主要依靠资本总量的积累，在需求端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两大需求的拉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粗放式高速度增长。今天所面临的产能过剩和资本回报率急剧下降，正是这一模式难以为继的体现。尽管结构改革和转变发展模式需要时间，但是，如果因为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许多本来缺乏效率、在结构调整中需要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却因此得以继续存活，甚至因为政府的政策倾斜而比一些效率更高的企业还活得更好。那么，这一战略对于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就会产生一个反效率的逆淘汰机制，从而对国内经济增长带来负外部性。因此，要防止出现这一局面，就要把鼓励海外投资的政策和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结合起来。让最有竞争效率的企业去获得承载资本输出的功能。（黄少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