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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天勇
中国未来只有通过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才能摆脱人口老龄化的羁绊，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经济和社会较紧迫的形势就是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农村人口从年轻时期到老年，能不能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也就是说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有其窗口期，不能待在农村中，或者青年时出来，老年时又回去，等到三十年以后他就不能城市化了。生育也有窗口期，二胎、三胎……过几年很多人就生育不了了，而且下一代又减少了，生育资源又收缩了。现在还不放开生育，不鼓励生育，又会使人口收缩程度加大。
紧迫期是什么原因？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会产生劳动力不足、创新和创业人群收缩、养老金缺口、财政紧张、金融体系不稳定等很多问题。现在老龄化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严重，人口老龄化特别严重以后，还说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就没有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了。我们还得积累应对老龄化的财富；要提高居民富裕程度、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还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消化不良债务；还要建设适应老龄人口社会的基础和设施体系，比如电梯等；国防实力也要在老龄化之前建设得更强一些。因而，严峻老龄化时代来临之前的改革和发展，给我们留出来的时间不多了。
从历史的经验看，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四次下行，三次上行，第一次下行70年代末，后来1979年、1980年开始上行；第二次80年代中期往下行，90年代初又往上行；第三次90年代末，后半期往下行，2000年，特别2001又上行。从这三个阶段来看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第一次是农村农民联产承包，允许计划外发展乡镇企业，东部沿海地区如广东等地搞“三来一补”和出口创汇，传统的体制外增量因素推动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上行。第二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后，1992年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个体私营企业发展合法化；再就是颁布了鼓励外资投资中国的三部法律，大量的外资进来，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起，推动了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第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上行，是因为废除了19000条法律法规，整个制造业全面向外资放开，欧美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投资建厂，中国用市场换技术提升了产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了21世纪初到2007年的经济增长上行。可以看出，每次经济增速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前两次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我们没有用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没有用。只有第三次将经济增长下行扭转为上行时，1998年朱镕基总理用了赤字，发行国债，上基建项目，稳住了增长速度。但是经济增速真正上行，还是2001年加入WTO，外资大规模地进来以后。所以，每次经济增速从下行扭转为上行，都是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启动的，每次改革对经济增速的边际推动力是下降的，每一次改革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是我们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三个启示。
还有一个启示，就是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体制内内涵式改革和体制外扩张式改革之间互动。1978年联产承包，土地也没增加，劳动力也没增加，就是在集体经济之外，搞了个“联产承包”；又在国内经济外，搞了“三来一补”和出口创汇；在计划内的国有经济外，搞了个计划外的乡镇企业。传统体制是，计划经济壮大城镇国有企业，限制发展计划外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城市里的一些机器设备转移下去，星期日工程师下乡等等，农村乡镇工业额外发展了一块。新经济增长动力就是这么获得的。从第二次和第三次上行看，也是先在体制外，国有经济外，大力发展了个体、私营和外资，在存量之外增加了很大一块发展的增量因素；而且放开制造业，在原来存量的基础上，欧美、日本、韩国的资本、技术、管理和市场渠道进入中国，加上中国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增量的生产能力。成为强劲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增量性动能。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关于适度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争论。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经济学家论证经济增长速度9%及9%以上太高，5%刚刚合适。这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论证和结论。最近有些经济学家提出不要赶超型速度了，不要GDP了，似乎感觉似曾相识。
紧迫性就是必须得有赶超型增长速度。老龄化之前是很紧迫——有劲儿的时候，壮年的时候要快跑，老年了就跑不动了。国民经济没有赶超型速度，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许多学者较为乐观，有些学者说我们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有的说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毫无悬念。但是，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偏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速率加快、高收入国家门槛动态提高、金融可能面临的风险增多等因素看，不保持超过高收入动态门槛提高速率的经济增长，没有金融体系长期稳定的状态，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就消化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看，经济增长速度快一些，良性资产多了，不良资产的比例就会下降，实际是国民经济杠杆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慢，不良资产就会难以消解。就如骑自行车一样，快一些，不容易翻倒；而速度慢了，则容易翻倒。
因此，在人口严重老龄化之前，保持一个赶超型经济增长速度非常重要。还需要保持金融的稳定性，人民币一旦大幅贬值，或者离高收入国家越来越远，或者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后又跌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其提高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作用不大；而改革，则通过体制创新和增量方面，提高国民经济潜在的增长能力。
改革和发展以及经济宏观调控和方法上要有平衡和对冲的思路。什么意思呢？即现在的改革、发展，经济政策有时可能总体上是收敛性的。比如去僵尸企业是收敛性的，去杠杆是收敛性的，开征环保税是收敛性的，煤改气也是收敛性的；如果没有扩张性的改革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去对冲，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压力会加大。
存量性改革一定要和增量性改革相结合。如国有企业这样的存量改革一定要推进，否则，效率太低。但是，需要以民营经济混改，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也需要更大的关注放在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方面。比如，结合增加淡水技术和工程，推广土地改造新技术，通过增量土地产权改革，谁投资改造土地，土地在国有或者集体不变的情况下，土地使用财产权归土地改造者拥有，并配合以一定的建设用地、设施建设等政策，扩大耕地、林业、小城市、人口转移、旅游业等方面的发展空间，给国民经济增长带来增量性的强劲动能。
最后讲讲改革的逻辑和内容。首先企业要休养生息，减税，降低成本，比如能源、交通、土地这些要通过政策把成本降下来。第二个逻辑是产权，不光存量产权，比如农村土地，要把造林、未利用土地改造这些增量的产权改革放开。举个例子，那儿有一块可改造的沙漠你去改造，土地使用财产权一百年归你。有没有这种增量性的大力度的突破性的改革？比如知识产权，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知识产权50%、60%的股份发明人，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强制向社会开放等等。这些都是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
另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城市教育、医疗体制要配套改革，让人口流动起来。美国30年代的经济增长1/4的速度来自人口迁移，我们现在反而造成了大量的错过城市化人口，人口城市化有窗口的，现在不让他们进来就变成错过城市化人口了。我们在农业领域窝了一亿劳动力，两亿多农民按照墨西哥、土耳其、印尼这些国家农业就业的标准多了一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需要让资金、劳动力、项目、人口、技术、土地等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盘活，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再一个是放开生育，而且要鼓励生育。现在为什么还对三胎要控制？一胎生育意愿者下降了。另外，你得鼓励了，生下来幼儿园、托儿所国家义务办，房价降下来，教育费用降下来，使中国恢复人口生机，积累消费，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
只有用这些大力度突破性改革，在未来形成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行的两三个冲刺，隔几年上个发展的台阶，才能在未严重老龄化之前富起来，并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简介：周天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