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還是投資？

【亞太日報訊】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趨勢性下滑已經形成。

今年三季度，中國經濟7.3%的增速，創下2009年一季度以來新低，自2010年一季度開始的超過四年的增速趨勢性下滑，是改革開放後的首次。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上漲1.6%，與9月持平，為四年七個月以來低點；生產者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32個月同比負增長。不少宏觀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實體經濟已處於輕度通縮狀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中國經濟增長邁入由高速向中高速換擋的“新常態。但中國2013年人均GDP達到6300美元，正處於由中等收入向中高收入水準邁進的關鍵時期，在本屆政府訂立的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約束下，未來5年-10年，中國經濟應該可以保持一個什麼樣的增長水準，經濟增長的動能何在？政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宏觀經濟政策究竟應如何取向？

海內外普遍認為，由投資向消費的再平衡是中國經濟的前路。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裡，出口基本是比較難控制的因素，近年來已經從2007年的峰頂大幅下滑，短期內很難再恢復元氣。目前中央推出“一路一帶等刺激外需、轉移產能的計畫，效果如何，還需要假以時日。投資和消費應如何駕馭，市場則多有爭議。

在2008年的大規模刺激之後，中國的投資率快速攀升，近年維持在接近48%的高位上；消費率（消費支出占比GDP）則從2008年穀底的46.975%開始，扭轉此前不斷下降的趨勢，緩慢攀升，2013年超過50%，但在國際上仍屬於較低水準，低於印度（超過50%），更低於美國（70%以上）。

投資率即資本形成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比。資本形成意指，在固定時間段（如一年）內，（一國）資本存量（包括有形資產如基礎設施、機器設備，無形資產如金融資本等）所增加的量。

不少學者和市場人士認為，受制於較大的貧富差距，居民收入水準仍較低，消費短期內難當拉動增長的大任。

更有觀點提出警告稱，如果一味降低投資率刺激消費，而非用有效率的投資來促進產業的更新換代，中國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方面，投資率過高，且投資主體以國企和地方政府為主，造成效率低下、腐敗叢生，也持續打壓著消費增長。

如何走出投資消費的這一困局？“新常態下，如何重新定義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投資消費的內涵又該有哪些提升，相應的改革應包括哪些內容？這一討論對於中國中長期內的經濟走勢有著極強的政策意義，直接關係著政府的政策制定、行為模式乃至相關改革的推進。

新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在即，2015年的增長目標和政策正在緊鑼密鼓制定中。截至11月3日，已經公佈前三季度GDP資料的29個省份中，18個省份的增速較上半年出現回落。在各省佈置四季度經濟工作的會議中，狠抓投資和專案建設再成關鍵字。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經濟系主任白重恩認為，要走出投資消費困局，最重要的政府行為轉變就是降低增長率目標，輔之以投資主體及機制的優化、目標更為明確的國企改革、財稅及收入分配改革等，一系列政策與改革多管齊下，才能在提升效率的前提下適度降低高企的投資率、促進消費，在避免大危機的同時，讓中國經濟步入更可持續的軌道。

“拉消費是個慢工

中國消費占GDP之比的攀升速度異常緩慢——儘管過去五年一直處於趨勢性攀升，打破了之前十年下降的趨勢。

對中國的消費和投資資料，各類質疑從未間斷。不少國內外專家認為，中國統計資料失真，可能存在消費占比被嚴重低估、投資占比被嚴重高估的情況。不過，拉動增長取決於投資及消費各自的趨勢性變化，與兩者絕對或相對水準並無關聯，因此，關於資料準確性的疑問並不影響兩者對於增長作用的討論。

根據美中商會的資料，國內最大的100家零售企業在截至9月的一年裡銷售額僅增長0.1%，遠低於去年同期10.1%的增幅。國家統計局最新的國民經濟核算資料顯示，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消費一類在2013年增長11%，低於2008年至2013年15%的平均增幅。

2014年上半年增速良好的家庭消費，在三季度有所放緩。對此，宏觀諮詢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中國研究總監白安儒（Andrew Batson）認為，這反映了今年上半年企業利潤增長放緩的滯後影響，企業在為員工加薪方面變得不那麼慷慨，進而影響了消費。

對工資收入增長放緩的分析，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拉迪（Nick Lardy）並不認同。他對記者表示，當前城鎮新增就業與高增速一樣強勁，工資收入仍以年均約10%的速度增長。

“悖論就在這裡，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對記者說，“人人都知道中國應該增加消費，但這不是一個短期內具有操作性的政策，不是政府搞補貼就能解決的。中國70%的人口——一半農民工、一半農民——由於教育、住房等基本需求還未解決，消費傾向較高；收入儘管在近年增長較快，但絕對水準仍然很低，制約了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則相對較低。

10月2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會議稱，在穩增長動力中，消費需求規模最大。會議要求推進一系列措施，重點推進包括資訊消費、綠色消費、住房消費在內的六大領域消費。

“拉消費的工作是個‘慢工’。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對記者表示，以消費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意味著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長方式發生轉變，增長品質提高，也意味著增長成果將會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分享。

如何啟動消費，兼顧經濟和社會兩方面重擔，財政政策應是個有效工具。回顧中國過去的調控歷程，財政政策通常更側重於調控投資需求，往往忽視了對消費的拉動。

傳統上政府投資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過大，雖然可以在短時間內形成對經濟的刺激效應，但是擠佔了本應用於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財政資金。由於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足，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務不到位，影響了居民的心理預期，消費信心不足，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基本達成共識的是，正是因為財政支出在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的“缺位元，造成當前高儲蓄不能順利轉化刺激消費。

財政支出不可能一夕到位，關鍵在於調整財政支出和收入結構，令財政的公共職能逐步到位。

支出方面，應逐漸減少財政資金直接用於一般競爭性領域的“越位投入，同時在財政“缺位或者“不到位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領域，加大投入力度。積極壓縮政府自身消費引致的過高行政運行成本，盡力提高公共消費對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

高盛私人財富管理中國區副主席暨首席投資策略師哈繼銘對記者舉例道，當前中國醫療、教育等公共消費占GDP的比重在5%至6%，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很多國家這方面的投入比重都在10%以上。

在收入端，財政需要調整政府收入結構。哈繼銘表示，多年以來地方政府享受了土地，尤其是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帶來的財富效應，直接推高了投資。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轉和所有權方面有所改革，使得農民拿大頭，地方政府拿小頭，就能夠產生財富效應的轉移。

同時，建立具有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稅收體系。

中國目前的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間接稅的稅收負擔容易從生產者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加重消費者的購買消費成本；而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所占比重非常小，2013年個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僅為6%，且工薪階層是繳納主體，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十分有限。

在目前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方案中，完善稅收制度所涉及的個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改革，都將對消費產生一定刺激作用。

但是，對消費率的增長及其效果則需要態度謹慎。“最近幾年每年調整1個百分點，多一點的話，兩年（消費率）提3個百分點——這還是在各項基本改革都做了的情況下——是一種比較客觀的預期。樊綱說。

如何實現“再平衡

如果走向一味刺激消費之路，如果投資率大幅下降，不注意用有效率的投資來促進產業的更新換代，“中國必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金公司董事總經理黃海洲對記者表達了這一觀點。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準（人均GDP3000美元-5000美元）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通過人為刺激消費，實現“再平衡，這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蔡洪濱看來，很可能會催生類似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事件，不但不能使中國經濟回到正確的軌道上，反而有可能使之脫軌。

上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一向強調“有為政府，他最近撰文表示，不太贊成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需要從投資拉動轉變成消費拉動的看法。他認為，中國還應該借助能提高生產力水準的投資來拉動經濟的增長。投資短期會創造就業和增長，消費也自然會增加。

“無論從實踐還是經濟學理論，投資必然有一部分會轉化成消費。國家發改委前副主任張曉強對記者回憶道，“我當年去西藏看青藏鐵路，到藏民家裡就發現他們很高興。原來養犛牛、種青稞麥收入太少，開始修青藏鐵路後，好多人就業了，增加了收入，有錢消費了。

不少領域的消費還需要投資先行提供供給，這包括供求關係最不平衡的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消費領域，需要做體制、機制上改革的大手術，也需要配合新增投資。

以醫療消費為例，由於近幾年醫療需求爆發式增長，醫療資源的缺口巨大。地市一級的醫院及以上，幾乎家家人滿為患。醫院、醫生等醫療資源的供給缺口，亟須醫療改革破題，並放開民間資本准入。

在林毅夫看來，相較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繼續投資存在一系列有利條件。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合計約占GDP40%的負債水準在國際上仍然較低；居民儲蓄仍然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50%；此外，仍有近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部分用於進口機器設備和技術，用以產業的升級換代。

從需求端看，林毅夫認為中國仍有巨大投資空間。儘管現有產業存在不少過剩產能，但產業升級空間仍然很大；已完成的基礎設施多集中在城市之間，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如軌道交通、各類管網的欠帳還很多；此外，環境的改善以及進一步的城鎮化也還需要投資。

經濟體是“投資主導型還是消費主導型，不是政府可以決定的，是由儲蓄率決定的，國家資訊中心首席經濟師範劍平對記者表示，在十年內，中國還會是高儲蓄率國家，因此也還是投資主導型國家。

儘管投資率攀升的勢頭在最近幾年放緩甚至停滯，但在不少領域仍有不小的投資空間，更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間，後者則取決於改革的進程。拉迪也認為，尤其是在越來越多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由私營部門承擔，投資資源從而得到更高效利用的情況下，有效率的投資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健康動力。

適度下調投資率

當下，中國投資率過高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哈繼銘看來，當前中國經濟處於失衡狀態，主要表現就是投資在GDP中占比過高。橫向來看，韓國和日本的投資占比曾一度達到40%，是過去的記錄保持者，但中國2013年47.8%的水準遠超它們的歷史最高值。縱向來看，即使是在“大躍進時期內的1958年，中國投資占比也僅達到42.8%，現在的水準遠高於中國史上的最高水準。

白重恩對記者表示，現階段剔除價格因素和折舊，中國平均的資本回報率在5%左右，而現在中國的銀行貸款平均利率在7%左右。投資得到的回報低於獲得資金付出的成本，說明投資回報率已低到令人擔憂的水準。

“我對經濟增長繼續靠投資持謹慎態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對記者表示，“投資是必要的，我們需要更好的投資。但投資率適度下調可能也是必要的。

針對投資率對經濟體效率的影響，白重恩作了定量研究。已經發佈於《比較》（2014年第4期）的部分成果顯示，如果2008年之後的投資率保持在2007年時的水準（41.6%），儘管增長會慢一點，但消費會更多一點，污染會更少一點。正是從2008年開始，“4萬億經濟刺激計畫啟動，中國的投資率逐年飆升，2011年達到48.315%的高點，2013年仍在47.784%，創下各國發展歷史上從未出現的奇觀。

白重恩的研究表明，在給定中國目前高投資率的情況下，總的投資率對生產效率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換句話說，投資率越高，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越慢。在將投資按固定資本形成這一分類方式分為機器設備和建築結構兩類後，白重恩發現，設備購置投資對生產效率的影響為正，建築安裝投資的影響為負。因政府投資多集中在後者——包括基礎設施和房屋結構，因此政府為主體的投資越多，TFP增長越慢。

對於為何不採用國內人們更常用的固定資產投資這一分類方式，白重恩解釋稱，該分類方式的統計並不科學：房地產只要實現交易轉手，就被計入固定資產投資，但事實上這只涉及資產的轉移，並沒有生產投資行為的發生。

TFP是衡量投資效率的一個指標。產出由TFP、資本存量及勞動力（或人力資本）存量共同決定。投資（資本存量）轉化成增長（產出）的效率與TFP有很大關係。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的人均資本佔有量遠遠小於美國和日本，因此應該維持，甚至繼續提高投資率。這一說法雖然直觀，“但其實是不對的。白重恩稱。

他解釋稱，資本存量的目的是使用，中國的TFP遠低於美國——即中國利用生產要素投入（包括資本和勞動力）的能力較低的情況下，投資轉化成增長的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投資效果存在“邊際效益遞減的規律，即隨著資本存量的不斷提高，以投資來推升資本存量的努力，需要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大。

中國依靠投資拉動增長的效果確實正在變得越來越短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10月30日的一次演講中表示， 2009年的刺激至少維持了兩個季度10%以上的增長率， 兩年後增長率才掉到8%以下；最近三年幾次啟動的刺激，時效越來越短。“未來想依靠投資拉動增長，看來是沒有太大希望了。

“只有當中國的TFP大幅提高、使用資本的能力與美國接近了，才應該追求美國的人均資本佔有量。白重恩說。目前，中國的TFP水準相當於美國的五分之一。

投資機制改進空間

在政策圈內，一直有著對中國經濟“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擔心。不少觀點常把企業亂投資與產能過剩聯繫在一起。但事實上，過剩產能的形成來源於不合理的投資審批制度、政府兜底鼓動投資，以及在增長壓力之下“大躍進式的投資實踐。

其中，審批制度的改革尤為迫切。有地方官員以地鐵投資為例稱，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可行性研究認為地鐵應該在兩年後開建，但由於審批制度沒有預見性——當年有指標能拿到批文，明後年有可能因為審批機構需要控制投資總量、不予批復，企業（或地方政府）因而會選擇今年先拿下批文，置需求於不顧。投資審批機制的規範、可預見性，以及逐步下放，會為理性投資行為創造條件。

今年6月中旬，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強城市地下管線建設管理的指導意見》，提出力爭用5年時間，完成城市地下老舊管網改造；用10年左右時間，建成較為完善的城市地下管線體系。

白重恩表示，這類政策必須考慮速度對於成本的影響：速度越快，成本越高，可能造成的產能過剩越嚴重。假定可行性分析表明項目應該15年完成，但是為了要增長、上速度，要求5年內完成，必然需要把產能建得很高才能滿足短期內的建設需求；而在5年之後，由峰值產能水準（peak load）決定的產能多半會過剩，甚至完全浪費。

“這是我們這麼做的一個大弊病。白重恩說，速度得控制，不然需求不可持續，產能就會過剩。現在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去計算合理的投資速度，而是為了達到多少的增長目標，據此決定推進投資的速度，“這是本末倒置的。

11月5日，國家發改委一天之內公佈7條鐵路專案的批復資訊，投資金額總計1998.6億元，批復時間集中在9月底。10月，發改委也曾在一周時間內公佈了11個基礎設施專案批復資訊，總投資額約為2459億元，批復時間集中在8月初到9月底之間。

從近期相關部門表態及基建專案推出的密集度來看，政府通過基建投資對沖房地產市場下滑、穩增長的思路日趨明顯。

在白重恩看來，一些投資專案推進的方式，也需要更為科學。“政府部門要搞投資，必須有一個更嚴格的程式和可行性分析來判斷什麼樣的做法合適，他表示，不能簡單地靠拍腦門決定，應該有廣泛的討論和人大的監督。

在投資領域選擇方面，儘管白重恩也認同還是有不少的投資空間，但他認為，現在的機制不是很好，求快之下，項目選擇就會不合理。

7月中旬，國開行獲得1萬億元再貸款用於棚戶區改造。支持者的理由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但白重恩認為，棚戶區改造創造的就業並不是目前相對短缺的大學生就業，而是已經充分就業的農民工就業。“沿海企業現在最大的抱怨之一是工資增長太快，另一大困難是資金成本太高。給國開行1萬億元搞棚戶區改造，擠佔了普通企業能夠獲得的資金，佔用了普通企業可以使用的勞動力，相當於同時加劇了這兩個問題。 “棚戶區改造該做，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這麼大的力度、這1萬億元用在這裡是不是合適？我不知道。

在促進投資的機制方面，也存在一些新的探索方式。10月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加快落實完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政策，在減輕企業負擔的同時，試圖加速設備的更新換代，拉動需求，並促進向高端製造業的轉型。

政府退出過度投資

“不能過分依賴消費的說法當然是對的。 白重恩坦言，凡事都要有個度，但是如果政府聽到這樣的說法，直接反應就是，那要投資，要搞棚戶區改造、基礎設施、地下管道。“這每一項都對，但是做的規模是多大，以多快的速度去做，還值得研究，“讓市場去投資當然好——至少我是反對發改委對投資進行審批的，但我們的問題是，政府老在那投資，並不總是尊重市場規律。

白重恩認為，政府的過度投資不僅效率低下，而且會對市場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政府用的資金太多，市場能用的資金就少了，也導致利率水準更高，這不僅影響企業投資的動力，也會影響消費者。假設政府減少投資，讓住房貸款利率降2個百分點，買房者就能減少很多支出。省下的支出就可以由買房者自己決定是增加消費，還是儲蓄、轉化成投資。

“其實投資（率）到底應該是多少，答案並不簡單。只希望政府少做一點。我也不是主張政府完全就不做，得做適度，讓市場有更大的決定權來決定是否要投資。白重恩說。

國有企業的投資，在林毅夫看來，也存在一系列負面作用。在同一產業中，國企能夠獲得廉價的資金，外企和民企則不能，這使得國企的勞均資本密集度最高。這一扭曲在讓中國的經濟結構相較同等發達程度國家，資本密集度高的產業比重較高的同時，也導致收入分配偏向大企業和高收入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重降低，進而抑制了消費需求。

將投資分類來看，固定資產投資的三大類中，製造業的產業升級仍需要投資。根據白重恩的研究，機器設備投資對於生產效率的作用總體仍是正面的，而且這部分投資主要來自於企業。但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方面，未來投資的合理性及可持續性存在問號。

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哈繼銘認為，中國目前的債務率不斷上升，必須考慮基建投資在財政金融上的可持續性。近幾年人口密度越低的地方，基建投資就越快，出現了與上世紀90年代正好相反的現象。由於人口稀缺的地方，財政能力往往相對薄弱，如果基建主要是當地政府在推進，是否會引發債務危機？

如果基礎設施行業的價格放開，投資能夠盈利，就能吸引民間資本介入。但是很多基礎設施行業的公益性又決定了投資的回報率不高，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私人部門的介入？“就目前來看，我不是特別樂觀。 哈繼銘說。

白重恩坦言，基礎設施確實仍存在投的空間，但其定量研究得出的總體結論是這部分的投資多了；並不是說得全面削減，而是給定經濟稍有不好政府就要刺激的風氣，要刺激時政府總是找地方來投，找的時候就不一定找得合適。

意識到政府未來將逐步淡化房地產驅動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物色新的支柱產業。

“這恰恰是我們的問題，老想下一個增長點在哪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對記者稱，“（政府自己）不要再去尋找新的增長點。以後完全可以是遍地開花，集腋成裘也能達到增長的效果。老去找新的增長點，只能是一輪一輪的投資熱。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認為，投資主體應由政府主導的投資，過渡到更多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投資。

張曉強表示，以後在投資領域的選擇上，該政府投的政府才投；還得杜絕政府以行政命令、各類優惠，乃至隱性兜底等手段鼓動企業上項目的做法。在城市基礎設施、公共交通、環保設施等政府需要投入但力不從心的領域，應該引入PPP模式，探索如何發揮政府資金的杠杆作用。

增長目標應下臺階

距離新一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還有近一個月，各方已紛紛開始揣測將要公佈的2015年增長目標。今年以來，政府高層對於增長率目標的表述有過反復；在目標區間和目標值之間，釋放的信號並不明確。

一些政府官員希望保持較高增速的願望，一部分來自於海內外長期鼓吹的高速增長失速後的觀念慣性。樊綱指出，中國過去9%以上的高增長率從來都不是好的增長；而增長率一到10%以上，無不伴隨著惡性通脹、房市泡沫加股市泡沫。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國家統計局顧問劉遵義對記者表示，由於房地產價格通脹的因素，中國2006年前後及2010年曾經達到過的兩位數增長，僅為統計幻象。

增長目標的訂立，必然需要基於對潛在增長率的判斷。

樊綱在其帶頭的對“十二五的中期評估和“十三五的前期研究中，基於“要素分析法得出的2015年及“十三五期間的潛在增長率在7%-7.5%區間內。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的研究則顯示，“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將下降至6.2%。亞洲開發銀行及國內一些學者近期的研究得出，潛在增長率在6.4%左右。

對此，樊綱認為，亞洲開發銀行的測算單純考慮勞動力，並沒有考慮人力資本的因素。新進入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高，退出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低，一進一出的人力資本差異就能將潛在增長率從6.4%直接拉升至7.1%。長期來看，樊綱認為增長率即使降到6%、5%，仍是較高的增速。

7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結束與中國一年一度的經濟磋商後建議，中國應將2015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在6.5%-7%，並應避免出臺刺激措施。

林毅夫最近提出，在外需相對不足的情況下，明年和“十三五期間的增長目標訂在7.0%-7.5%之間較為合適。他認為，這樣的增長目標既有利於穩定就業、降低金融風險，也能幫助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

“兩個翻番的目標既定，增長率目標因此成為多數人眼中，在消費仍然動能不足時，降低投資率的一個硬約束。

考慮到增長目標的約束，哈繼銘對投資率下行的軌道做出了兩個情景分析。如果在2020年，即本屆政府任期內將投資率降至40%，未來五年到十年的增速就將在5%至6%之間。這一較快調結構的情形下，中國的債務將會比較穩健，社會總債務占GDP的比重將在2017年達到頂峰；但可能無法實現2020年“兩個翻番的目標。

如果把調結構的時間拉長，到2027年才把投資率調降到40%，那麼未來七八年時間，經濟增速年均將達到6.8%，能夠滿足“兩個翻番的目標，但代價是社會總債務與GDP之比將持續上升，在2027年接近300%。

他表示，如果政府選擇較慢地調結構，增速放緩可以更慢，但隨之而來的代價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投資效率依然低下，而且會產生越來越大的金融風險。

白重恩告訴記者，基於上述已發表的TFP的研究，他最近在進一步做增長率方面的研究。第一步，假定維持當前近48%的投資率，用模型測算之後30年的增長率下行軌跡。第二步則試圖測算向下微調投資率的幅度，使得隨之而來的TFP上升能恰好抵消投資率下調對增長率的負面影響，從而讓增長率複製上述投資率不變情況下的增長軌跡。如果做到這一點，意味著能夠在維持增長率水準的同時，把投資率降下來，這樣就會拉升消費。

白重恩坦言，“今年做了承諾說要實現7.5%的增長目標，所以拼命去夠，可以理解。雖說是7.5%左右，但波動區間大小並未明確，所以一到7.5%之下中央及地方政府就慌忙啟動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明年如果能把目標定得低一點、自然一點，或者說清楚能忍耐多大的波動幅度，讓政府不需要那麼使蠻力就能達到，豈不更好？

10月20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甯發表演講稱，應該把硬性的增長指標改為彈性的預測值，因為全國的發展規劃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一旦通過硬性的增長目標，就意味著要嚴格執行。這樣的話，增長目標雖然可以完成，但是效果往往不好，沒有充分體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在10月底的一篇文章中他表示，對於“十三五規劃，“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專家都提出，要保持適度增速，如果能夠增長7%就不錯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屬正常。

學界和媒體應該首先認識到邊際投資效益遞減的現實，然後幫助政府決策，把增長目標降下來，“輿論不能讓政府被架在那裡，非去爭取高增長率不可。白重恩稱，“政府關鍵是要保兩個東西，就業和沒有大的危機，現在這兩個威脅都並不大，政府需要未雨綢繆，做一些調結構的改革安排，而不是盯在經濟增長目標上。（財新 王力為 李雨謙 邢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