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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４月２日電（姬少亭
楊穎）信息時代，作家所面對的現實已與過去不同，文學將向何種方向演化？
“網絡是非常便捷的文學傳播工具，也是我寫作時查找信息的工具。而我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如此眾多的信息鋪天蓋地，完全把我給淹沒了。”作家徐則臣１日下午在騰訊書院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說。
獲得年度新銳作家獎的徐則臣說，“那麼多的信息對我來說完全是一種災難”，如果信息很少，反而能夠結構出因果鏈，信息一多，就無法充分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海量的信息帶給３６歲的徐則臣“無力感”，但他“仍然要把無力感和面對信息時複雜的東西真實地帶給作品”。
“這樣一個複雜的時代，有沒有可能出現另外一種狀況，就是我們解釋不了的那些東西，不能納入邏輯鏈條裏的東西，偶然性的、旁逸斜出的東西，這些東西是否跟我們的生活、跟我們的人心、跟我們的時代完全沒有關係？我覺得很可能有關係。”他嘗試將無法判斷的東西放進作品，真正體現複雜性。
所以，他的本年度獲獎作品《耶路撒冷》便是這樣一部跟過去“不太一樣”的作品，“表現了這一代人面臨現實的糾結複雜的心態”。
同為７０後的作家梁鴻認為，５０後、６０後、７０後代際的作家特點分明，她曾認為７０後沒有大的歷史背景，“所留下的只是一種緩緩倒塌的歷史的廢墟”，當她讀到《耶路撒冷》，發現“文學的內部空間是無限廣的”。
這本書使她聯想到《２６６６》，“蛛網式的結構自我延伸，連接一個一個節點，節點又連接節點，不斷擴大，每個人的記憶都是一個方向，不斷延伸出新的方向”。
她將此稱為“小敘事的史詩”，“在內心的風暴裏寫出一個史詩性的小說”。
“歷史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大的敘事，它一定跟自我之間發生粘合。”她說。
在獲得年度小說家獎的作家蘇童眼中，６０後和５０後作家並未佔據了大時代留下的寶貴資源。他認為，人們習慣將時代分為大時代和小時代，但事實上，真正造就作者寫作質地的是作家成長中的小氣候、小事件。
蘇童認為，一個人跟時代之間存在一個很微妙的磁場，“你得善待它，你得利用它”。
獲得年度散文家獎的作家阿來將寫作看作是對歷史的反抗。他說，當歷史不夠理想、不夠美好的時候，每個人都命中註定會有文化覺醒，發現歷史把自己塑造得如此糟糕，所以需要用寫作來質疑歷史。
詩人翟永明獲得年度詩人獎。在當下的時代，她感到一些“絕望”。她在書店看到“鋪天蓋地的書”，在網際網路極易接觸到“那麼多”世界文學，這些都成為她創作的壓力。“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要為文學提供什么新鮮的東西真的非常困難。”她說。
８０年代之後詩歌一直處於邊緣狀態，但她習慣於這樣的狀態，因為“在一種比較寂寞的狀態裏能看清自己寫作的方向”。而另一方面，詩歌雖然小眾，卻始終有很多人喜歡讀詩。“他們就是我的知音，可以跟比較少數的知音能夠有交流就夠了，我並不需要有特別特別多的讀者。”
獲得年度批評家的陳曉明從文學史的角度分析，認為５０年代的作家取得今天的成就，在８０年代面臨一種張力，文學走向西方的現代化，而莫言、賈平凹等５０後的作家在整個９０年代推動了中國文學回到鄉土，但蘇童、格非等先鋒派作家轉化成個人寫作，這一變化一直持續到２１世紀。
他認為，中國的文學向鄉土、向中國歷史敘事、向個人經驗的轉變走得非常快，同時達到高峰，但中國文學一直沒有完成與世界當代文學經驗的連接。
“文學史上最後的勝利，是真正把中國文學經驗和西方文學經驗交融在一起，產生一種新的質變。”陳曉明說。
他對７０後最為看好，認為中國文學的巨大裂變將從這一代產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