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台北“補習一條街”

新華社台北５月３１日電（記者陳君

劉陸

劉剛）落日西垂，台北車站廣場南側的街道上三三兩兩走來許多十幾歲的孩子。“大直高中”“開南商工”“華興中學”“金甌女中”……肩頭的各式書包告訴路人，他們從台北的東南西北匯聚而來，目的地只有一個——南陽街，台灣人口中的“補習一條街”。

（小標題）“分秒必爭”的補習班

五月的最後一個週五，晚上６點４５分，趁著在南陽街一家滷味店外等餐的間隙，台北大理高中高二女生陳姿妤劃拉手機屏幕，用社交軟件和同學多聊兩句。

“還有１５分鐘，我要抓緊時間。”７點整，陳姿妤就要走進隔壁三樓的教室，開始補習班生活：先是１個小時的一對一老師輔導，然後是１個半小時的集體大課，休息１５分鐘，再開始晚自習做完學校佈置的各科作業……等一切結束，差不多１０點半才能走出教室，到家時則已近午夜。

陳姿妤說，從高一報上補習班開始，這樣的生活每週二、三、五、日都會重復一次。“今天的作業有點多，因為明天開始就是３天的端午假期。”她擔心今天回家會更晚，好在明天是週六，不用像平時一樣早起。

如果是上課日，陳姿妤每天６點半就要從家出發，到校後７點３０分開始早自習，８點３０分第一節課，上完８節課到下午５點放學。“好在中午有半小時的午休時間，可以趴在課桌上睡覺。”她說，一天睡五六個小時也夠了。

中國人常說“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個子嬌小、長著一張娃娃臉的陳姿妤有自己的“大目標”——台灣大學藥學系，這是相當熱門的學校和專業，競爭自然激烈。“上補習班是我自己的決定，因為數理化學得不太好。”她說，這一點父母很支持。

“書中自有黃金屋”，中國父母常以此激勵孩子刻苦向學，出人頭地。等孩子們長大、成家、為人父母，他們又如此向自己的孩子許願。“讀書成才”的觀點或許生來就融入了每個中國人的血液。

（小標題）補習班：“人生必修課”

雖然越來越多的父母認為不應該用分數來評判孩子的價值，但同時，絕大多數台灣家長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最好的學校，拿最好的分數。為了達至這一目標，即使孩子學習沒有障礙，台灣的父母們還是會讓他們額外補習。

陳姿妤說，班上的同學大多都在補習，平均每人要補一科。還有９個月，她就要參加大學學科能力測驗，面臨進入大學的“第一關”。所以從下學期開始，陳姿妤還要多補一門地理，一學期四科的補習費要三四萬元新台幣。

此外，台灣去年決定，將九年教育及高級中等教育合為十二年基本教育，高級中等學校應以免試入學為主。雖然這一教育改革的目標是舒緩學生的升學壓力，讓孩子能更有意義地學習，但面對新政策，現實的父母們關心的是：會考怎麼準備？哪些學區有特色招生？家長與學校又該如何因應？

對教育制度越來越搞不清楚的台灣家長們，祭出的還是自己當年曾親身體驗過的應試“法寶”——補習班。

補習班並非台灣獨有，但這裡已經形成了獨特的“補習文化”，校園門口、地鐵站裏、報紙上、電視中，處處可見補習班的廣告。

南陽街和周邊地區是全臺補習班最密集的地方。臨街的高樓上密布巨大的廣告牌，宣示各自的名師高徒以招徠生意。台灣教育部門的統計顯示，２０１３年１月，全臺備案的補習班共有１８９５６家，數量遠遠超過台灣街頭無處不在的便利店一倍有餘。

（小標題）見識“補習文化”

“儒林升大學補習班”已有３１年曆史，每年招生都在千人以上。因為南陽街空間有限，儒林的教學樓設在兩條街外的懷寧街。門口一面約五米高的墻上貼滿一米見方的大張紅紙，黑色毛筆大字書寫的姓名，都是被金字塔頂端的臺大醫科錄取的學生。記者感到，這是補習學校“無聲的廣告”。

進入樓內，左手邊十多米長的墻上，從墻角到墻頂也滿是黃綠色的貼紙，一樣是錄取高校和學生姓名，只是紙塊小了，打印的字也小了，自然他們在學校心中的地位也要比門口低一些，但不妨礙拿出來炫耀，以招徠新的學生。

右手邊總臺旁貼著一張大陸高中也常見的倒計時告示“指考倒數第３１天”，提醒著進出的學生。“指考”即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是台灣高校三大入學考試之一。

儒林補習班地上９層的教學樓共有１５個大教室，每個可容納１００到２００名學生，地下一層還設有一對一的答疑教室。學生大多是台北本地人，不過也有中南部地區、甚至海外的學生慕名而來。

招生老師張雯築說，現在高三的學生已經結課，但很多第一次高考成績不理想的學生都報名了“指考衝刺班”，為一個月以後的“指考”做準備。復讀班的學費一年至少要１５萬元新台幣，衝刺班只有一個月，也要１萬元新台幣。

透過玻璃可見，一樓的教室裏密密麻麻擠滿了上百名學生。因為是晚自習，沒有老師講課，只有一名導師在監督，學生們大多在安靜地埋頭學習。玻璃門上的一張貼紙寫著“分秒必爭，全力衝刺”，另一張寫著“改變，就有希望；改變，即刻開始”。

走出大廈，夜已深沉，腳下的路有燈火照亮。１７歲的陳姿妤說，每當走出補習班，最開心的就是爸爸會在捷運站門口等著她，接她一起回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