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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據華爾街見聞16日報道，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世界黃金協會旗下刊物《黃金投資者》的訪問，針對相關問題進行了回答。
問：近幾個月，關於經濟滯脹的擔憂日益加劇。您認為這些擔憂是合理的嗎？
答：我們已經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生產力增長停滯不前，尤以發達國家為甚，主要原因是嬰兒潮一代的老齡化。社會福利（在美國指政府津貼計劃）正在等額擠占社會投資的主要來源國內儲蓄總值。國內儲蓄總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簡稱GDP）的比重下跌抑制了非住宅資本投資總額的增長。正是這部分減少了的投資抑制了每小時全球產出的增長。過去5年裡，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的每小時的產出每年約以½%的速度增長，而之前的增長率接近於2%。這是一個顯著的差異，也相應地反映在了GDP 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上。
隨著生產力增長放緩，整個經濟體係也在放緩。這引發了絕望的情緒，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當選，經濟民粹主義也隨之上升。民粹主義並不是一個哲學理念或概念，好比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一種痛苦的吶喊，人民在呼籲“快想想辦法，救救我們吧！”
與此同時，通脹的風險開始上升。在美國，失業率低於5%，總體而言給薪資和單位成本帶來了上行壓力。近期貨幣供應量出現了顯著廣泛的增長，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由此可見，需求正在回升。迄今為止，工資的增長主要都被雇主吸收了，但如果成本上升，價格最終也不得不隨之上漲。如果通貨膨脹加上經濟停滯，就會陷入了滯脹。
問：隨著通脹壓力增長，您是否預期市場對黃金興趣將重燃？
答：顯著的通脹上漲終將抬高金價。現在投資黃金是以備不時之需。不是為了短期收益，而是為了長期保障。
我認為黃金也是全球主要貨幣。它和銀是唯二兩種無需對手方承諾的貨幣。但黃金的每盎司價值一直比銀要高得多。沒有人會拒絕把黃金作為清償債務的支付手段。信用票據和法定貨幣取決於對手方的信譽度。而黃金，以及銀，是唯二兩種擁有內在價值的貨幣。一直如此。沒有人質疑它的價值，而它也一直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公元前600年金幣首次鑄造於小亞細亞。
問：過去這一年，我們見證了英國脫歐、特朗普競選獲勝和反建制事件的大幅增長。您認為各國央行及貨幣政策將如何調整以適應這種新環境？
答：我們唯一的類似先例發生於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上一次經歷滯脹的時候，人們切實擔憂通脹失去控制。Paul Volcker 被招為美聯儲主席，他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20%以阻止滯脹情況惡化。那是一段非常不穩定的時期，也是美聯儲有史以來最有效的貨幣政策。我希望我們不需要為了穩定金融體係而重蹈覆轍。但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歐洲中央銀行面臨著比美聯儲更為棘手的難題。自歐洲央行行長Mario Draghi 表示將盡其所能保護歐元以來，歐洲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方就開始穩步增長，現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而我也極度擔心歐元本身的未來發展。北歐實際上一直在資助南歐的財政赤字；這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下去，歐元區困難重重。
與此同時，在英國，脫歐問題將如何解決尚不明朗。日本和中國也面臨重重困難。所以，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堅實穩固的大型經濟體，也極難預測各國央行將如何應對。
問：黃金雖不是官方貨幣，卻在貨幣體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您認為黃金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
答：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是金本位制度的鼎盛時期，全球經濟異常繁榮，生產力增長強勁，幾乎不存在通貨膨脹。
但今天普遍存在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19世紀的金本位行不通。這就好比穿了不合尺碼的鞋子，還要怪鞋子不舒服！失敗的不是金本位，而是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戰致使固定匯率平價制度消亡，任何國家都不想遭受本國貨幣兌美元匯率比1913 年低的屈辱。
舉個例子，英國在1925 年選擇回歸金本位，英鎊兌美元匯率等同於1913 年的水平（每英鎊兌4.86 美元）。那是時任財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的一次歷史性失誤。此舉在20世紀20 年代的英國誘發了嚴重的通貨緊縮，英格蘭銀行不得不在1931 年宣布違約。運作不力的不是金本位制度，而是戰前的匯率平價制度。每個國家都想回歸到戰前的匯率平價，鑑於各國不同程度的戰爭和經濟破壞，這種想法總體而言是完全不現實的。
今時今日，回歸金本位會被視為絕望之舉。但如果今天金本位能夠實施到位，我們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我們目前沒有把應該花的錢按照所需要的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上，而美國正迫切需要這方面的建設，最終它也能以改善經濟環境（基礎設施）的形式收回成本。但此類效益卻很少體現在用於償還債務的民營體系現金流上。大部分基礎設施建設還得靠政府債務來資助。我們已經面臨著聯邦債務佔GDP的比率逼近三位數的危險。假如實施金本位制度，我們絕對不會陷入今天負債程度極高的境地，因為金本位就是保證財政政策永不失控的一種方式。
問：您是否認為應該調整財政政策以輔助貨幣政策的決策？
答：我的想法恰恰相反。財政政策是更基本的政策。貨幣政策沒法提供同樣的效果。而且如果財政政策穩健，那麼貨幣政策就相對更容易實施了。對中央銀行家而言，最糟糕的情況莫過於財政體係不穩定，比如我們正在經歷的狀況。
核心問題在於，政府支出（主要以福利津貼為主）增長的程度破壞了金融系統的穩定性。自1935 年羅斯福總統將65歲定為法定退休年齡以來，這一年齡設定就沒有太大的改變，儘管國民壽命已經大大增長。因此，第一步行動就是提高退休年齡。這能明顯削減支出。
我還認為，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的監管資本要求必須在現有水平上大大提高。回顧歷史，近代每一場危機都是貨幣危機。舉個例子，2008 年以前，美國經濟中的非金融行業一直處於良好狀態。正是金融體系的崩潰拉垮了非金融經濟。如果你在金融體系中積累足夠的資本，那麼傳染性連環違約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了。
舉個例子，如果我們把商業銀行的資本要求從目前約佔資產11%的平均比率提高到20%或30%，銀行家就會辯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放款就無利可圖了。回溯到貨幣監理署1869 年的數據，卻證明事實並非如此。這些數據表明，銀行淨利潤與權益資本之間的比率在數據歷史上幾乎所有年份裡一直介於5%到10%之間，無論資產的權益資本水平高低。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在不降低金融體係有效性的前提下，逐步提高資本要求。信用緊縮是必然會發生的，但是這些貸款十有八九本來就不應該放出。
問：在利率極低甚至可能為負值的背景下，許多外匯儲備管理者一直是黃金的大買家。在您看來，黃金作為儲備資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答：在我擔任美聯儲主席期間（1987-2006），我曾在美國國會議員Ron Paul 面前作證，而他是黃金的堅定擁護者。我們開展了頗有意思的談論。我告訴他，在我任內期間美國貨幣政策試圖遵循金本位制度當初創建的理由。也就是即使在有法定貨幣的情形下，也要保持健全的貨幣政策。在這一點上，我告訴他，即使在我任內，我們回歸了金本位，政策也不會發生多大的變化。 （亞太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