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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重要的知识分子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于今年2月离世，今年9月出版中文版的《漫长的星期六》让我们得以不断发掘和反思他长久以来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小说文体是否已经衰落？非虚构文体是否取代了虚构问题的意义？人们是不是不爱阅读了？而必须借由他的代表作《语言与沉默》，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斯坦纳所要表达的重点。
更重要之事在于，了解之后我们又当怎样？斯坦纳认为，我们应当保持希望，做生命的客人，对他人保持友好——这也正是他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的原因。
乔治·斯坦纳，当代杰出的知识分子，1929年生于法国巴黎，2020年逝于英国剑桥。斯坦纳的父母是由奥利地移民巴黎的犹太人，家中有着浓厚的阅读书籍与欣赏音乐的氛围。1940年，由于担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恶化，斯坦纳全家搬至美国纽约。他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在剑桥获得博士学位。1952年进入《经济学人》杂志社编辑部，之后前往普林斯顿高等人文学院。斯坦纳曾任教于日内瓦大学、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著有《语言与沉默》《巴别塔之后》等书。
一、叙事经典的终结
在一篇评述梅里美小说艺术的文章里，斯坦纳宣告，19世纪标志着叙事文学经典地位的终结，克莱斯特、爱伦坡、斯蒂文斯以及梅里美，都属于最后一批纯粹意义上的说书人，故事和且听下回分解的魅力已转移到了电影、廉价小说和五花八门的杂志之上。他分析了小说在20世纪的变革：故事本身成为了意识形态、哲学或心理动机的载体，而叙事之链成为了现代小说大师“悬挂意义的一条线”。正如詹姆斯和卡夫卡的作品里，虚构的故事消失在情节和象征结构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或康拉德《诺斯特罗莫》的魅力也并不来自于故事。小说的艺术向内转，小说家企图用更多高难度技巧的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让语言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元，另一方面也付出了代价。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
[美]乔治·斯坦纳 著 李小均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为什么叙事文体会经历这样的变化？斯坦纳将原因归结为，20世纪以来人们习惯于喧嚣的生活，沉默和私人生活逐渐衰败，小说的想象力已经落后于现实。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接受方面来说，刚刚收听完动荡嘈杂新闻的听众，很难平复下来阅读需要平静和想象力的文学——只有孩子成为了唯一的聆听故事的人，许多经典的叙事作品，从伊索寓言到狄更斯，都是依靠孩子来流传的。而从创作方面来看，为了与这些喧闹的媒介相比，小说需要寻找能够引起人们感情动荡的领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许多小说充满了“强迫性的施虐与色情”。（色情书写的泛滥也是斯坦纳批评的重点之一，他认为，对生理的精确描述与其说解放天性，不如说加剧了隐私的消逝，反而剥夺了读者的自由想象；表达爱的个性化语言资源正在变成陈词滥调，这与大众消费文化中的隐私和个人风格消退相关。）
小说讲故事的魅力转移到电影媒介之上，这不只是斯坦纳个人的观察体会。在以大众文化时代的讲故事为主题的《叙事的胜利》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弗尔福德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世纪虽然有很多像海明威这样广受欢迎的小说家，而“泰坦巨人式的”小说家已经退位，小说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然而叙事功能已经转移到了影视作品之中，后者代表的“工业化叙事的兴起”（指为规模复制和发行设计的故事叙述）才是20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果实。更引人深思的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明星而非作家成为了头顶光环的浪漫故事的男女主角。
《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
[加拿大]罗伯特·弗尔福德 著 李磊 译
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与叙事文体转移的观点相呼应的是，在人生最后阶段的访谈里，斯坦纳也提到，他的一生都在逃避理解与研究电影，最终才发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电影，我们就不会拥有20世纪的高等文化。”（《人文学科的非人性：20世纪使人道德败坏》 ）
二、半文盲时代的到来
斯坦纳将人人都阅读“读者文摘”而非经典原文的时代称为“半文盲时代”。他哀叹着“半文盲时代”的到来：他听说年轻人不再读书或者只读文摘或漫画，考试制度也基于选定的文本、文选或者获得文摘奖项的作品。他激烈反对“读者文摘”的文体，因为文摘意味着别人的咀嚼与消化。
斯坦纳说，随着一代代半文盲出现，读者与经典的距离会越来越大，同时，将经典现代化出版的企图也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改造为文摘或者白话的形式。
“半文盲”一方面是指读者群体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是对创作风潮的评价。也就是说，不仅读者变得越来越无知，作者也倾向于写得越来越简单，这两者无疑是互相交织的，斯坦纳断言，“当代英语的用法往往贫瘠、缺乏想象。政治和叙事的风格接近于文盲的水准。”
现代作家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繁复，追求简洁的风格，而如果将“亚历山大四部曲”（达雷尔著）中的一页与海明威或者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进行比较，就像是“将镶满黄金珠宝的拜占庭时期镶嵌图与一张黑白照片放在一起”。即使承认海明威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斯坦纳也表达了对海明威式简明风格的不满——简单的语言并不能表达复杂的思想，海明威总要书写猎手、渔夫、斗牛士，是因为语言与写作对象有一致性，《罪与罚》包含了全部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海明威的语言所无法承担的。总而言之，“把语言紧缩到一种有力的抒情速写，海明威缩小了供以观察和书写的生活空间。”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斯坦纳称乔伊斯为自莎士比亚和罗伯特·伯顿之后“最伟大的语词美食家”，但却后继无人。（《逃离言词》1961）
三、语言的堕落
“半文盲时代”到来的同时，“语言的撤退”也开始了。20世纪60年代，斯坦纳感知到了语言危机的到来：首先，语言的王国缩小了，17世纪以前的语言王国几乎包括了全部的经验和事实，而今只包含非常狭小的领地，大量的空间属于非语词的语言，像是数学、符号逻辑或方程式；其次，随着政治的陈词滥调的蔓延，语言也正在丧失其生命力——他评价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英语“像新型洗涤剂推销员的语言”，这种语言既不在于沟通，也不在于提升听者心智，而只是出于躲避或者掩饰意义的需要。
在这样语言环境中，现代作家可以利用的语言工具也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光来自语言外部的挤压，也来自语言内部的堕落。语言贬值了，也变得“非人化”，这正是斯坦纳《语言与沉默》所要阐释的核心。要理解他所说的贬值与“非人化”，我们需要知晓，斯坦纳对语言表达“真实”的强调以及论断的背景：他认为语言的功能是表达真实；语句、生活和行动之间必须彼此相连——这也是他在晚年访谈中强调的；语言需要表达真实这一点，在20世纪纳粹肆虐的欧洲显得尤为可疑。斯坦纳指出，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一个人可以在晚上读歌德和里尔克，第二天若无其事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继续屠杀无辜。为什么文明不具有抵抗野蛮暴行的功能？他一再发问，难道文学并没有让人们变成更好的人，提高道德敏感度，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吗？（《人文学科的非人性：20世纪使人道德败坏》）
《漫长的星期六：斯坦纳谈话录》
[美]乔治·斯坦纳 [法]洛尔·阿德勒 著 秦三澍 王子童 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
斯坦纳对语言“非人化”的描述，也不禁令人想起维克多·克莱普勒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的观察： 纳粹语句、词汇和用法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让人们不知不觉接受下来；德语成为了一种充斥着“最”的语言，战斗隐喻与军事色彩愈加浓重。斯坦纳在写作时虽没看过《第三帝国的语言》，后来也注意到了自己的观点与这部作品之间的相似，例如都提到了乔治·奥威尔的语言在政治暴行与谎言的压力下失去其人文意义的观点，他一代学者只不过在把前人的洞见运用到了语言的真实历史之中。
斯坦纳说，作家们有两个选择，努力使自己成为语言的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或者选择沉默，因为比起“用自己的才华或漠然美化非人道”，沉默是更好的选择，“当城市中的语言充满了野蛮和谎言，再没有什么比放弃写成的诗歌更有力。”卡夫卡的写作就体现了这两种选择。——卡夫卡看到了非人道时代的来临，也描摹出了它的轮廓（比方说以《审判》预言了缺乏个性的杀手的无聊空虚，预言了极权主义塞进私生活的歇斯底里，因此写出了人文主义危机的具体形态） ，然而也意识到文学在这种状况下的微不足道，书写这种不可言说的暴行会伤害到语言本身。
四、现实感的衰落
区分文盲的要素不仅在于风格和用语，也在于如何权衡社会意识与个人经验。在斯坦纳看来，小说视角极端的个人化、远离社会政治生活，也代表着一种割裂与脆弱。他将现实意识当做小说家的美德：普鲁斯特保持着对政治与军事事件的关注，他投向外部的眼光支撑着独特甚至变态的人类行为观；D.H.劳伦斯在书写狭窄的个人事件时，也深刻地洞察到了阶级关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卡夫卡能够写出《审判》，正是根植于他的法律训练以及对阶级关系和经济事实的关注。
斯坦纳从小说诞生的背景出发，强调小说文体出生于历史和社会之中，与工商业社会的发展同步，与工商业社会的金钱与价值关系密切——小说描述的是此时此在的世界，只描写社会与都市中生活的人，与俗世密不可分就是它的本质特征。即使是漂流在荒蛮世界的鲁滨逊发现了沙地上的脚印，也会认为这是人的记号而不是鬼怪或天使的印记。与现实的对等、牢牢抓住生活，就是小说要力图表现的内容，而当这一本质功能衰落， 小说文体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危机。
斯坦纳断言，小说如果放弃对现实的责任，也就背叛了自己。在20世纪的极端境况中，与现实报道的热情与权威相比，他认为小说对“极恶的现实”陷入了沉默——这个时代文学现状的主要特征，是非小说压倒了传统的虚构形式。以集中营的主题来说，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比得上贝特尔海姆的《告密的心》，“似乎我们时代的混乱步调与政治暴行，已经迷乱或赶跑了古典文学和19世纪小说中那种大师建构的自信想象。”小说就没有出路了吗？随着小说文体的衰落，小说的大量遗产和能量正在被纪实的形式吸收征用——斯坦纳将之称为一种“诗学的过渡阶段”，这意味着小说的技法和规矩被用在心理、社会和科学材料上，小说的理念和资源正在非小说中起作用。在写于1965年的一篇文章里，斯坦纳总结道，过去十年中最好的作品之一是社会学纪实作品《桑切斯的孩子们》 。
《桑切斯的孩子们》
[美] 奥斯卡·刘易斯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
有意思的是，初版于上世纪60年代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在前言里也提到了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反思——当下的文学已经丧失了反映现实的能力，社会学应当接力踏入这片空白：19世纪时记录工业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是由文学家来完成的；而今日同样的文化变革仍在欠发达国家不断上演，我们却看不到与之匹配的普世文学作品出现。文学没有与社会现实与之匹配的重要原因在于，小说家都在忙着书写反映中产生活的故事，已经和中下阶层与穷人的苦恼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中下阶层和贫困问题的社会学就有了一席之地。这与斯坦纳所说的社会学著作吸收小说的技巧、规矩与观念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指出了小说陷入沉默之后纪实作品展现出的重要性。
五、阅读的风险与生命的真实
人们阅读的条件正在消失。斯坦纳在生命阶段最后的访谈里这样说，一位读者一般需要有三个条件：首先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而安静已经变成世界上最昂贵、最奢侈的东西；第二，要有一个私人空间，音乐的美妙在于可以和别人一起分享，音乐是一门分享的语言，而阅读不是。第三，拥有书，而不需去借阅，因为读书的时候必须握一支铅笔。
即使承认“半文盲时代”已经到来，他仍一再像读者宣讲阅读的意义。对个人读书经历的回忆是《漫长的星期六》中感人至深的一节。一次在法兰克福车站转车时，斯坦纳注意到了一本作者名为策兰的书——当时他并没有听过保罗·策兰这个名字，当他开始翻阅这本书，“就知道那里面有一种辽阔的东西即将进入我的生命。” 一旦阅读之书进入了生命，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将其驱赶：
阅读究竟能为个人带来什么，最为明确的是，无论是书籍、音乐还是绘画，它们都不是为了让生命变得更加容易而存在的。斯坦纳说，如果读过了《蒙田随笔》或是哈姆雷特，如果个人的人生没有改变，那么他/她就是在用肉眼而非心灵阅读，更进一步地说，用心灵阅读意味着冒着风险阅读，阅读之后面对一个可能虚弱甚至残缺的自己。
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他为我们解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应当保持希望吗？他将黑暗中等待的日子称为“未知的星期六”，星期六象征着没有保证的等待，是一种包含绝望——在这一天基督被杀戮和埋葬——又充满希望的机制，而绝望和希望正是人类状况的两面。他的回答并不悲观，我们应当将自己视为生命的客人，对他人保持友好，要继续奋斗，努力改善身边的事物，试着做得更好。
在最末的一篇对话里，他又一次探究了生命中的“真实”——就像他谈到语言时，认为真诚性是很难企及的，因为它要求时刻努力地进行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的遗憾就在于未能足够地沉浸于“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指的是将自己全身心投入，生命的威胁、死亡、耻辱和债务都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