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蒂芬·沃尔特,译/观察者网 杨晗轶】
咱们能聊点其他的东西吗?
尽管几乎不可能转移人们对新冠病毒肺炎及其影响的注意力,但我还是准备试一下。我想探讨我前几天给学生们上课时讨论的一个话题,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世界秩序的观念。我提出的问题是:在短暂的“单极时刻”内,美国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尝试是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
更具体地说:我(和米尔斯海默等人)对美国“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的批评是否真的公平?与现在相比,当初建立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市场、法治、个人权利等)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是否看起来更可行?如果前几届美国领导人更聪明、更谦逊、更有耐心且更幸运,该战略是否有可能成功?事实是否真如约翰·米尔斯海默去年春天所提出的那样,自由主义霸权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吗?当初有没有合理的行动方针,能够让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稳步开拓、深入扎根呢?尽管不太可能,但万一如果美国未来再次登上卓然超群的地位,它能否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做得比第一次更好呢?
美国的第一次尝试以代价不菲的失败告终,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十多年来,民主在全世界节节倒退——美国本土也不例外——而美国主导的政权更迭没有造就兴旺的民主国家,成本高昂的占领最终产生了一批失败国家。2008年,美国主持下的过度全球化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许多产业部门的工作岗位流失,在政治上带来痛苦并引发了广泛的民粹主义反弹。北约东扩加剧了对俄关系的毒化;在海湾地区实施的双重遏制等政策则滋长了反美恐怖主义,导致了9·11袭击及其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这些事态发展最终的结果是全球化部分退潮,匈牙利、波兰、甚至美国领导人都渴望成为独裁者,其他许多地方的威权主义也再度焕发生机。
既然我们已经走到了今天的地步,继续纠结当初自由主义霸权若是更复杂精巧是否可能成功有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目前仍有很多人相信,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目标是正确的,美国今后只需要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未来做得更好更聪明即可。坚持这种观念的人包括顽固不化的鹰派,例如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和雷·塔基亚(Ray Takeyh),他们认为中东地区需要美国加大力度推动政权更迭;还有自由派学者,比如约翰·艾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丹尼尔·多德尼(Daniel Deudney),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秩序仍然具有惊人的韧性。
其他认为美国可以继续主导世界秩序的人则是在政策方面钻牛角尖的呆子,例如杰克·沙利文(Jacke Sullivan),他认为问题不出在美国基本战略上,而在于美国人对其越来越怀疑的态度;另外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范彼得(Peter Feaver)等维护美国扩张型角色的人也在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冲动。如果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赢得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我毫不含糊希望他能赢——那么那些相信美国在全球地位至高无上、作用不可或缺的人将再次披挂上阵,他们至少一定程度上将尝试让时光倒流,回到美国积极尝试建立全球自由主义秩序的太平盛世。
我们姑且不要马上否定这种观念。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可以时光穿梭回到1992年,你对美国在那之后犯下的各种错误了然于胸。如果你仍然想创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同时还要避免过去25年里各种行差踏错。你会采取什么不同的做法,它会起作用吗?
时间机器(《生活大爆炸》剧照)
先说最明显一点:建设自由主义霸权更明智的做法是大大提高耐心。1990年代,美国人自以为找到了在全球化世界中无往不利的神奇配方——一种被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ndman)称为“DOS资本6.0”的东西——而且其他国家也迫不及待地想变得更像美国。美国产生了一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感觉,仿佛自己把握了历史的方向,对其他国家适当揠苗助长有利于加速世界的脚步。
尽管这种自鸣得意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乐观,但人们仍然可以相信“历史之弧必然朝正义的方向转弯”,只不过需要承认的是,这种转向花费的时间比以前想象的更长。因此,美国应该坚决地采取非军事方式缓慢、平稳地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并认识到这种做法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才会开花结果。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方式叫做“自由主义霸权精简版”。
在实际操作层面,自由主义霸权精简版可以避免北约扩张,转而建设所谓的“和平伙伴关系”。和平伙伴关系可以促进西方与东欧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从而帮助它们巩固新生的民主秩序,而且它本来可以覆盖俄罗斯,兑现美国官方在苏联解体前许下的承诺。虽说随着俄罗斯实力逐步恢复,美俄关系仍然可能恶化,但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迅速、这样极端。如果北约没有扩张(美国2008年也没有头脑不清地提名乌克兰加入北约),很难想象乌克兰会走到今天这种困境。
作为事后诸葛亮,穿越者可以明智地对经济全球化采取更审慎的态度。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可以提高经济整体效率,总的来说这样做是可取的,但如果推进得慢一点,那些由于外国竞争加剧而受损的行业将获得更多时间来自我调整。美国期望通过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加速后者的民主转型,使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在时机欠成熟的时候这样做是个错误,只会加速中国的崛起使其成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除此之外,我们这位穿梭时光的顾问还会提醒美国对放宽金融市场管制发保持谨慎,并警示货币宽松和资产泡沫的危险,这些建议有助于降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
除此之外,这位有“后见之明”的穿越者还会提醒美国不要在海湾地区实行双重遏制政策,9·11之后不要试图在阿富汗建立西式民主政权,以及2003年不要愚蠢地推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一个更明智的美国本该对阿拉伯之春采取更审慎的态度,支持突尼斯的民主转型,但不支持武力推翻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美国本不应在叙利亚内战伊始就宣称“阿萨德必须下台”,而应该与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合作,迅速平息叙利亚冲突,大大减少生命损失——即便最终的结果是巴沙尔·阿萨德仍然当权。
简而言之,美国原本能够以一种更渐进、更精巧的方式,去推进更开放、更自由而且本质上也符合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为那些真正试图迈向自由主义的国家提供经济、外交和话语支持,并且它本来还可以更努力地维护美国作为别国效仿之典范的地位。但这需要美国避免在那些不具备建设稳定民主制度先决条件的国家尝试开展大规模社会工程,并且它也要意识到,那些不愿放弃权力的威权领导人必然会抵抗美国的揠苗助长。
如果美国当初以这种方式追求自由主义霸权,那么许多负面后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朝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前进的步伐会放慢,但1990年代初期那种前进势头或许可以得到保持。
这种说法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霸权是一条正确道路?是否意味着一旦美国再度登顶,就应该采用这套更精巧的做法吗?我不这么认为。
上面这种有违事实的假想存在明显的缺陷。它假设决策者如果完全知晓行动的后果,就可以在每个关键时刻选择正确的行动方案。比方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2003年时如果有先见之明,就不会选择入侵伊拉克,或者会花更多时间精力去筹划后萨达姆时代的占领事宜。但即便我们完全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也不能保证第二次尝试一定成功。
首先,即使我们知道要避免哪些错误,也不会得出任何通往成功的行动方案。虽然美国非常强大、富裕且安全,但有些事情就是超出了它的能力和理解范围。试图靠军事力量将社会分歧深重的国家转化为自由民主国家,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其次,如果美国在各个关键时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动方针,那么历史将朝另一个方向前进,而美国领导人将面临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抉择,而它们的结果是无法预知的。换句话说,一旦历史踏上了另一条路,从实践中得出的教训或许帮不了美国。
最重要的是,即便是自由主义霸权精简版也需要大量复杂的社会工程。根据定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指某些关键政治原则——民主、主权、(贸易、投资和旅行)低壁垒、多边机构内部的法治,以及个人权利——具有一定普世性的秩序。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这些价值并没有得到普遍接受。民主政体在世界上从来不占多数,在亿万人心目中,安全、主权、文化价值、民族自治和其他政治目标比民主更重要,这意味着美国需要施加相当大的压力才能让其他人拥抱民主,这样做增加了政治失稳的风险。这样做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当地人的各种怨恨,尤其要考虑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因为民族主义和其他地方性身份认同会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感到怨恨和怀疑,哪怕这种干涉是出于好意。
此外,给任何人群造成的变化越深刻,最终的结果就越难以预测,也就必然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即使是渐进式政治变革也会制造赢家和输家,而输家则不一定愿意顺从地接受命运。相反,他们可能会拿起武器试图恢复从前的地位,进而形成那种在现实中挫败美国推进自由主义秩序努力的抵抗运动。即使未来的决策者避免了美国从1992年至2016年犯下的所有错误(就不提特朗普上台后犯的严重错误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面对任内形成的无法提前预见的新事态还是会犯错误。
最终的结果是:与美国的实际操作相比,自由主义霸权精简版效果可能稍微好一点,但它也无法实现建设单一的、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这个最终目标。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应该放弃接触政策或进行消极外交。今天大家面临的情况显然在提醒我们,有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这样做反倒不是在追求理想主义的嵌合体,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信念上,即大多数人类都与美国有相同的价值观,因此建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不是什么难事。法国外交官塔列朗(Charles-Maurice de Talleyrand)或许是个玩世不恭的犬儒,但至少他这句话说的很对:“别太热忱,这是最重要的。”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外交政策》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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