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世界反思“西方中心主义”

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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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跌宕起伏的2020年即将结束,2021年世界能否从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叠加冲击中回到正轨?12月21日,人民日报海外网举办主题为“2021:重建世界的关键一年”的线上金台沙龙,从经济全球化、全球治理、中美关系、国际舆论格局等不同维度研讨“重建”的可能性。

2021年国际舆论中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逆流会得到扭转吗?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认为,针对本次疫情的讨论和针对以往公共卫生危机的讨论不一样,讨论已经外溢到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引发了关于世界秩序和国家治理的大讨论。尽管国际舆论中不时出现带有傲慢和偏见的双重标准,但各国的抗疫成效和经济复苏情况有目共睹,国际舆论中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声音正在增多。

以下是孙吉胜发言摘编: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了世界政治和国际舆论走向。全球在抗疫的同时,国际舆论场也在进行着一场话语权的博弈,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是疫情议题在国际舆论中的外溢性明显。针对本次疫情的讨论和针对以往公共卫生危机的讨论不一样,讨论已经外溢到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引发了关于世界秩序和国家治理的大讨论。

二是泛政治化、双重标准不时出现。近年来中国国际影响力在全球的快速提升引发一些西方国家的焦虑,中国抗疫的突出表现加深了这种焦虑,一些国家的抗疫话语出现泛政治化倾向,相关舆论经常出现双重标准。今年初《纽约时报》对武汉“封城”与意大利“封城”一踩一捧的评价就是典型例子。

三是博弈色彩加重。新冠疫情本身是一个新事物,如何防控对各国来说都是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防控效果也是国家治理能力和竞争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舆情本身也是一场叙事战,其中既涉及对疫情的解释权,也包含理念之争和价值之争。

四是国际舆论中的理性反思增多。尽管国际舆论中不时出现带有傲慢和偏见的双重标准,但各国的抗疫成效和经济复苏情况有目共睹,国际舆论中出现了一些理性反思的声音。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民主制度出了什么问题?西方文化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是不是存在偏见?

目前来看2021年疫情如何发展还是一个未知数,2020年国际舆论场的上述特点在2021年可能还将延续。

抗疫期间中国对外发声积极主动。这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话语权提升一脉相承,也是中国大国意识和大国自信增强的一种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逆流下,外界对中国出现了种种非议,给中国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这一方面是由于外部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现实政策了解不够,存在误解甚至偏见;另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带节奏”,毒化了国际舆论环境。

面对国际舆论的新特点,中国需要加大话语投入,以进一步引导和塑造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话语。

一是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内涵的话语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很多新主张和新政策。以中国外交为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提出真实亲诚、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等理念。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等等。这些理念背后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的传统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处世之道,也体现了中国外交实践传统。

但是,国际受众对这些理念背后的文化内涵并不一定了解,很多缺少这方面的背景知识。加大对中国文化理念的宣传,会起到重新塑造语境的重要作用。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一直突出和合特色;中国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强调世界是一个整体;中国的秩序观强调“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强调天下大同、天下为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追求和平、和谐、合作。让国外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理念和文化内涵是让世界增进对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和中国政策理解的关键。

二是加大对中国理论的建设和话语投入。当前,无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还是外交理论,很多是基于西方概念、西方经验、西方逻辑、西方叙事。西方理论视域下的“结构性冲突”“二元对立”“国强必霸”“大国政治悲剧”“修昔底德陷阱”“安全困境”等概念和理论被用来解释中国外交,甚至预测中国与其他大国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误解和误读在所难免。中国迫切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以更好解释中国实践。

三是加大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制度和中国价值观的话语投入。受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制度缺乏全面充分的认识和了解,经常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内,误解甚至偏见时有发生,认知和话语鸿沟明显。新冠疫情暴发后,中美关系持续走低,美国的中国话语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制度、中国价值观等的诋毁甚至攻击,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别开来。美国话语依赖其强势话语权和话语传播能力,影响世界舆论,塑造世界的中国认知。中国对外话语可加强针对中国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讲述,更生动地讲述党史和中国制度,多选取具体事例,减少宏大抽象语言,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增强叙事效果,使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制度和中国共产党。

四是加大对中国实践的话语投入。中国在各个领域基于自身的实践探索取得了系列成就,长期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国内层面,中国使8.5亿人脱贫,为整个人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书写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故事。国际层面,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中国的合作理念和合作实践。中国在维和、对外援助、全球治理等方面也有自己的实践特色。中国对外援助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不仅授人以鱼,更重视授人以渔;中国的维和更强调发展和平。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主张标本兼治,强调过程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综合治理。在抗疫方面,中国的系列做法,如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中西医结合等取得明显成效。如何叙述和总结中国实践,使其得到进一步凝练和升华,并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知识是提升中国认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方面,也是把中国实践学理化、知识化的必经路径。

五是加大与世界话语体系的融通,多强调共性。多强调共同价值、共同理念。多用世界通用的语言,把中国故事融入世界故事,把中国话语融入世界话语,实现话语共情,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六是区别对待针对中国的质疑、批评话语,抓主要矛盾。批驳“战狼外交”等立场性话语,要有理有力,鲜明表明态度,积极发声、有效发声。对于一些概念性语言,可以进行话语溯源、谱系追溯,对其进行解构和重塑,以免陷入话语陷阱。针对一些情感性语言,可以置之不理,不计较一时得失,从长计议。

(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