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徐劍梅)希臘總理齊普拉斯6月30日深夜致信國際債權人表示願意讓步,但希臘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首個未能如期償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債務的發達經濟體。他此時鬆口——按他自己的話說是“提出了一系列修正”,雖可能已貽誤最佳時機,但仍不算太晚。
7月5日,希臘將就是否接受債權人以更多緊縮措施來換取進一步援助的協議草案舉行公投。這場公投更像是一場希臘政府對自己組織的民意調查和信任投票。如果民意站在了歐元區一邊,那麼齊普拉斯,這位上臺不到半年的“70後”總理可能就得下臺走人。反之,如有民意撐腰,齊普拉斯未來讓步餘地會更小些,希臘退出歐元區的風險也會加大。
但歐元區的底線擺在那裏,時間窗口的狹窄擺在那裏,這位總理的競選承諾也擺在那裏。齊普拉斯的競選承諾與歐元區的要求難以兼容,“紅線”要麼逾越,要麼斷裂,真相現在就赤裸裸地擺在了眼前。
很顯然,如果時光倒流,希臘在6月30日大限之前舉行這場公投,形勢就會非常不同。那時候,銀行尚未關門,股市正常買賣,ATM機隨時取現,加油站隨時加油,餐館、超市和咖啡館都能用信用卡埋單……但眼下,就連住院病人都不得不緊急取消手術,只因要付現金。即使對經濟學最不感冒的希臘人,現在也深刻理解了什么叫“資本管制”,什么叫“流動性枯竭”。生活是最好的政治經濟學教程。
的確,希臘債務問題是歐元區的問題、歐盟的問題,還牽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神經,但首先並且歸根結底,是希臘自身的問題。這一次,歐元區仍然不希望希臘退出,但不會再為此不惜一切代價,並且做了長時間、持續和多手準備,包括金融防火牆和銀行風險測試。這是希臘不得不正視的新現實。
客觀地講,把希臘債務問題的板子全都打到齊普拉斯或希臘身上,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從2010年3月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爆發至今,希臘不是沒有吃苦,沒有犧牲,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早已退回到2008年之前,經濟狀況甚至更糟糕,半數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整整5年,只見緊縮,不見增長和就業。歐洲央行、歐盟和IMF的兩輪救助款總額高達2400億歐元,錢都花到了哪裏?英國《衛報》日前調查發現,這些貸款絕大多數都被用於還舊債、舊債的利息和救助銀行。真正被希臘政府掌握並用於改革、提振經濟和保障低收入家庭的救助款,還不足10%。
就這樣,越來越多的希臘人不再相信繼續行進在這種緊縮隧道裏,最終能夠看到希望的光亮。與此同時,歐元區對救助前景也越來越不樂觀。雙方都失望地發現,這樣的救助與被救助,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並且難以維繫。
輸血而不幫助造血,救助便儼如拆東墻補西墻,捅出一個個新的債務窟窿。如何真正救助一個債務深重的國家?長達五年的救助為何沒有讓希臘擺脫危機?希臘和救助方恐怕都需要深度反思,需要尋找“新思路”。
5年來,有一點教訓應當已經明瞭,那就是希臘不可能單純靠救助走出債務危機。任何國家,歸根到底要靠自己救自己,外力再重要也只能是助力。如果沒有辦法優中選優,希臘便只能從各種“壞選擇”中,選出“最不壞”的那個選項。
不論5日希臘公投結果如何,希臘和歐元區都需要重新開始談判,希臘需要更有力度的改革以創造增長和就業。這既是希臘的方向,也應當是國際債權人救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