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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 姬婧瑛】12月17日凌晨，美聯儲2015年12月份的議息會議決定將美元利率目標區間從0.0%-0.25%上調25個基點至0.25%-0.5%，終結七年的零利率政策，全球流動性拐點如期而至。隨即，美元應聲上漲，全球股市震蕩上漲，國際油價暴跌近5%，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上漲3個基點，2年期國債收益率自2010年以來首次升至1%以上。
美國啟動新一輪加息，基于國內就業率和通脹率趨于樂觀的預期，決策者預期2016年底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合適水平為1.375%，意味著明年將有三次或四次平均25個基點的加息。裕信銀行(Harm Bandholz)預計美國2016和2017年會各加息三次。海通債券預測本輪美國加息終點會在2019年，聯邦基金利率會達到3%-3.5%左右。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5輪加息都引發了區域性金融危機。美國此輪加息周期引發的全球流動性變化將對08年經濟危機后的全球經濟復蘇造成重要影響。雖然市場預期本輪美國加息將是平穩漸進式緩和加息，對全球市場沖擊相對緩和，但處在改革深水期和經濟轉型期的中國而言，應對流動性變化，防止出現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惡性循環，平衡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仍不容松懈。
逃脫不了的動蕩
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占比為63%，在全球外匯交易中占比44%，在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市場占比超50%，作為布雷森貨幣體系瓦解后各國緊盯的強勢貨幣，美元是全球流動性“水龍頭”。美元寬松向全球釋放流動性，各國貨幣承升值壓力而跟進貨幣寬松；美元緊縮從全球回收流動性，各國貨幣承貶值壓力而跟進貨幣緊縮。美元寬松-緊縮的周期引發全球貨幣相應周期變動。
這種聯動影響，源自各國貨幣政策的不獨立。根據IMF2013年對世界193個國家地區統計結果，56%的國家采用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采用浮動匯率的國家也頻繁干預匯率，導致各國貨幣政策受制于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動。
各國貨幣升值、貶值直接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入和流出。國際金融協會近期發布報告稱，主要新興經濟體將面臨27年來的首次資本凈流出，總金額將達超過5000億美元，2016年主要新興經濟體將還將面臨3000多億美元資本凈流出。海通證券統計數據顯示，09-13年間流入8個主要新興經濟體的資本高達1.58萬億美元，進流入中國的資本就有8600億美元。
人民幣不可逃避地遭遇持續貶值壓力。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最新數據顯示，12月18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4814，較17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報價6.4757下跌57個基點，17日較16日下跌131個基點，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已連續第十天走低，創六月份以來的最長跌勢，并創2011年中以來中間價新低。
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美聯儲加息容易推動資本回流美國，會對資本的流出帶來一定壓力，增加了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未來美元走強，人民幣貶值，美元與人民幣價差將進一步收窄，中國面臨貨幣貶值和資本大規模流出風險，企業再融資成本增加，如果有國際炒家惡意做空消耗外匯，金融、債務危機爆發的風險增加，經濟轉型承壓，動蕩風險加大。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雖然美元與中國經濟聯系較為密切，但由于中國資本市場尚未完全對外開放，人民幣也沒有實現自由兌換，另外中國還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和多項政策對沖工具，因此，無需過分夸大美國加息對中國的影響。
危機傳導難控制
雖然市場預期美聯儲對于后續加息節奏將保持漸進和謹慎的表態,加息對市場的直接沖擊相對有限，但中國為應對流動性沖擊，平衡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措施仍存在較高難度。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元周期來看，美元周期通過匯率、利率、大宗商品三個途徑引發其它市場、經濟體的動蕩或危機。
緊盯美元的國際貨幣體系，導致各個國家、地區貨幣政策喪失獨立性，匯率跟著美元走，不再贅述。大宗商品與美元指數存在顯著負相關性，在美元加息貨幣政策緊縮時，美元指數會走強，大宗商品會走弱，大宗商品生產國會受到沖擊，大宗商品市場近一年來的跌跌不休，便是美元加息預期的市場反應，未來大宗商品低迷將持續。
而利率的影響源于資本尋求高回報的屬性，美國降息放水，向全球供應流動性，水流向全球高息資產，中國十年的快速發展即得益于此，但大水漫灌的后果是資產泡沫化和外債膨脹，“收益”經濟體遲早要埋單；美國加息收水，從全球收縮流動性，美元資產走高，水流回美國資產，擠壓其他國家的資產泡沫并加劇外債風險，日本、拉美都吃過苦頭，新興經濟體正在或即將嘗到這樣的苦果。
寬松時吸納的流動性越多，緊縮時承受的資本外流壓力越大。因此，前期資本流入大，出口依賴度高、外債高、外匯儲備少的經濟體風險最大，尤其是印度、巴西、中國等新興經濟體。
印度智庫觀察家基金會資深研究員莫漢·古魯斯瓦米表示，印度已經對美元加息做了充足的準備，不過仍然可能受到影響，印度盧比對美元的匯價可能繼續下跌，印度將使用一些儲備來抗壓。
巴西圣保羅因斯珀商學院經濟學教授達馬斯認為，美聯儲加息可能使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進一步貶值，新興經濟體貨幣貶值已經基本到位，接下來的貶值很可能是偏離均衡匯價的超貶，對于當前面臨政治丑聞、高通脹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巴西經濟來說，美聯儲加息是一個壞消息。
對中國來說，雖然外匯儲備充足，但出口依賴度高、過去十年吸納資本量大、債市膨脹因素存在，切斷匯率、利率、大宗商品危機傳導的根源，平衡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尤為重要。
刀刃上的平衡
雖然中國外匯儲備充足，但出口依賴度較高，過去十年資本流入量大，政策對沖工具有效性待定，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極易惡性循環，因此應對本輪美元加息可謂刀刃上的平衡。
貨幣政策調控受限，財政政策發揮作用。央行無視外匯浮動，貨幣政策就可以解綁美元，不被美聯儲牽著鼻子走，獲得調控的自由。然而中國經濟處在從出口依賴型經濟轉向依靠內需的過程中，制造業低迷探底，需要央行降息為實體企業提供流動性。而美元加息帶來的人民幣貶值壓力，需要央行跟進美元加息動作，由此可見貨幣政策的調控受限。財政政策未來或發揮主動調節作用，政府財政支出與稅收新政策可期。
債市風險可控，首防“惡性循環”。國家外匯局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12月末，中國外債余額為5.4793萬億元，從幣種結構看，登記外債余額中，美元債務占80%，美元外債占我國總外債比重較高，美元加息走強趨勢增加了我國外債匯率風險，增加了外債負擔。然而，債市危機的衡量指標之一是外債余額占外匯儲備的比重，占比高則債務危機爆發可能性較高。2014年12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84萬億美元，外債余額占外匯儲備余額的比例約為22%，能夠應對美聯儲加息導致的任何規模的資本流出波動和對外匯的消耗，加上中國對外匯管控能力相對較強，中國外債風險總體可控。
同時，一定要防止出現人民幣貶值與資本外流的惡性循環。11月底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為3.438萬億美元，較10月下降872.2億美元。這是自2013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外儲大降預示資本外逃加速，有促使貨幣貶值趨勢，而貨幣貶值又會導致外儲加劇下降，同時如果央行賣出美元外匯儲備干預匯率平穩，同樣也會導致外儲下降，這是個惡性循環，應重點防備。
有分析人員指出，受制裁的俄羅斯融資途徑受限，外債占外匯儲備比例超過100%，爆發危機的風險極高。在區域經濟高度關聯的當下，面臨美元加息可能引發的區域性經濟危機時，中國保持經濟發展平穩是個艱巨的考驗。
海通證券提出，美國加息期，中國應多管齊下提高國內資產回報率，首先應穩住國內經濟，其次通過降準來對沖資金外流，第三加快改革，提高中國經濟效率。
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研究主任殷德生認為，應對新一輪美元加息，短期內穩增長促轉型是最根本的應對之策：一，要發揮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潛在投資回報率優勢，創造穩定的增長環境，增強國際資本投資的吸引力，促進資本雙向國際流動；二，要逐步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使其回復到正常水平，營造較寬松的流動性環境；三，要加強央行對人民幣匯率的日常干預，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四，要增強國內經濟的韌性，擴展中國市場和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和轉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