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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燕婷】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妇女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经医生查问旅游史后，其表示自己刚从中东某国回来。无独有偶，中东多国也在此后接连出现确诊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报世卫，接着是与中东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鲁吉亚、爱沙尼亚宣布失守。疫情散播，迅雷不及掩耳。
而在上述国家的通报案例中，几乎所有患者都与该加拿大妇女有一共同点，那就是近期内都有都伊朗旅游史。反观伊朗当局，其虽于2月19日才宣布发现2起确诊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国传染规模观之，病毒应已在境内蔓延一段时间，只是受到某些政治力道箝制，消息才没有传开；然而中东各国却也因此掉以轻心，从而尝到了跨界扩散的苦果。
截至2月28日，伊朗确诊病例分布图。图片截自BBC
什叶社群的朝圣传统
在全球化时代，要准确追踪病毒的传播路径并不容易；但此波发自伊朗的疫情，却带有当地独特的宗教印记——什叶派朝圣文化。
细察伊朗政府公布的首两起确诊案例，有一共通点——这两人全都来自库姆（Qom），且近期都没有出国旅游史。库姆又恰好是什叶派圣地，每年都吸引到2000万以上的穆斯林前来朝圣，这里面既有伊朗人，也包含不少域外什叶派人口。据统计，其大多来自有什叶社群的中东国家——科威特、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巴林等，恰与这次疫情扩散的国家高度重合。
虽说病毒传入库姆的初始途径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布确诊人数前，疫情显然已在当地扩散；更因其得天独厚的宗教地位，令无数朝圣者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成为载体。而这些海内外什叶穆斯林在去过库姆后，或有感染者，就这么把病毒带回故乡，可能是德黑兰，又或许是科威特，随其开始过起日常生活，又不带半点隔离意识，疫情自然也就这么扩散开来。
而透过库姆的案例侧写，其实已能隐约描摹出什叶派朝圣传统对此次中东疫情的两大影响，一是促使疫情跨界扩散，二是令朝圣者的感染风险大为提高。
在第一个影响层面上，我们或许要问，穆斯林世界已有至麦加朝觐的惯例，为何什叶派还要发展出另一套平行的朝圣传统？归根究底，还是与其身为受迫少数的身份意识息息相关。综观穆斯林世界，什叶派只占38.6％的人口，除阿塞拜疆、巴林、伊朗和伊拉克外，于其他中东国家而言，什叶派都是相对少数。在黎巴嫩这种宗派主义盛行的国家，只占人口27%的什叶派还能享有法律保障的政治社会权利；但如若是在沙特，什叶派便只有受打压的份。但这个社群整体的受迫记忆，却早在沙特建国前便开始了。
公元680年，穆斯林世界爆发了著名内战-卡尔巴拉战役，最后逊尼派胜者为王，掌握了伊斯兰世界的主流话语权，什叶派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与其族人则尽遭屠戮，什叶派因而被政治边缘化，中间虽偶有萨法维王朝这种强盛期，但仍撼不了逊尼派的主流地位。
而正是这种“长期少数”的状态，令什叶派萌生巩固身份意识的需求。故其逐渐发展出与逊尼派互异的信仰内涵，并建立起以“哀悼侯赛因”为核心的信仰实践，例如在阿舒拉节（Ashura）上街游行、自我鞭打，或是前往什叶派先王先贤的圣墓哀悼，借着痛惜公元680年那场血战的仪式，来建立什叶派的主体性，从而传递受迫记忆与团结感，算是种隐晦的身份反抗。
因此除了麦加、麦地那与耶路撒冷外，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认知中，伊拉克的卡尔巴拉（Karbala）、纳杰夫（Najaf）、伊朗的马什哈德（Mashhad）与库姆等，因是什叶先人圣墓的所在地，故而成了海内外什叶派的朝圣热点，这才引发了伊朗疫情由库姆扩散到中东各国的现象。
而在第二个影响层面上，什叶派的朝圣实践也会使参与者的感染机率提升。首先，朝圣本就是高风险的人口密集活动，而圣墓往往安座在清真寺里，入寺众人虽未必交谈，却还是群聚于相对密闭的空间中；寺中的古兰经、毯子、女性罩袍也都是多人拿取过的公用物，一旦有潜伏期患者将病毒留在上面，便很容易造成大面积污染。
而什叶派的某些特殊习俗，又极易造成病毒传递，例如在礼拜时使用图尔拜圆陶（turbah，تربة）、又或是亲吻圣墓护栏等。图尔拜是由泥土烧成的小圆陶，看上去既像石雕象棋，又像糕饼，笔者过去在伊朗时曾见过多次，其通常供十二伊玛目派礼拜扣首用，以象征自己扣首于大地。此举背后的虔诚虽令人感动，但图尔拜就跟古兰经一样，同为清真寺公用物，使用起来又与人的口鼻距离极近，自然有很高的传染风险。
然而，上述传染途径听来虽令人担忧，却都还没有亲吻圣墓护栏来得直接。当什叶穆斯林来到圣墓时，其往往会在棺椁前祈祷、甚至哭泣，进而抚摸并亲吻棺椁外的金属护栏，意在致上哀思、求取福佑。倘若在承平时期，这种信仰实践自是无可厚非；但在疫情流行时，便很容易成为感染热点。一来人群为求瞻仰棺椁，本就会挤在狭窄的墓室内；二来这些金属护栏的清洁频率不高，消毒程度也不够，结果就导致人们哀悼时，不仅没戴口罩遮蔽口鼻，还不断在这些金属上交换彼此的唾沫，若有一人已遭感染，那么后来者便形同与感染源直接接触，染病风险自然极高。
在什叶派朝圣传统的作用下，库姆俨然成了伊朗国内外的病毒转运站，但人们之所以在疫情流行之际，还愿千里跋涉前来朝圣，除了信仰实在坚定外，也与政府封锁消息有关。而在这点上，伊朗政府实在难辞其咎。
面对疫情的政治操作
综观世界各国的疫情治理经验，在爆发之初，为免引起恐慌，多数政府往往会以维稳之由，暂时封锁或隐藏部分消息，以避免社会失序。伊朗政府虽也有这层思维，但由其实践观之，却更多是为了政治考虑——也就是2月21日登场的国会大选投票率。
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这已是第11次国会大选。在伊朗政坛上，国会主要的角色为立法、批准年度预算与国际条约等事宜，虽说其在外交事务上的发言权有限，更多是聚焦在经济和内政议题上，但因其能反应一定民意，故而被视作2021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然而民间却不怎么关注此次选举，一来是人民对政坛上的温和与保守两派皆不寄予厚望，二来是此次选前的政治介入，似乎早就注定结果为何，那么投与不投，似乎差别不大。
在温和派阵营内，总统鲁哈尼屡屡受挫，其在过去主张与西方改善关系，并签署了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JCPOA），以弃核换取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可谓冒着被保守派政变的风险求取出路；然而特朗普回报鲁哈尼的方式也特别有创意，那就是在上任后宣布美国单边退出核协议，且回马一枪，加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力道，直把后者逼到石油零出口的境地。
过去伊朗应对国际制裁，尚有石油、走私与观光三大支柱可依仗；然而石油这根主心骨一倒，经济的疲软便再也隐藏不住，直接塌陷在地——全国通膨率升到了33.5%，经济则整体缩水9%；更糟的是，还引发了冲天民怨。制裁开始后，鲁哈尼每月都要面对数百起大小不等的反政府运动，最严重的便是2019年11月的反油价调涨示威，当时骚乱蔓延全国21大城，导致军队镇压下，造成数百名示威者身亡。
而相比温和派在经济治理上不得人心，保守派也好不到哪去。一般而言，伊朗保守派多不主张与西方交好，更反对核协议等国际条约，认为这是西方诓骗伊朗的阴谋。结果特朗普上任后的急转弯，意外证明保守派的事前预估准确，刚好为其赢得不少选民青睐；加上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今年1月被美国炸死，而其向来是保守派代表，国内的悲愤情绪自然也对选情有所助力。
伊朗国会选举投票 图自美联社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同为保守派代言人的革命卫队（IRGC）在今年1月误击乌克兰航空客机，导致多名伊朗公民罹难；再加上去年11月的示威镇压，也有其手笔在其中，新仇旧恨加在一起，总有一批民众誓言要跟保守派不共戴天。然而此次保守派似乎势在必得，几番考虑下，其决定从选制上下手。
早在大选登场前，由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控制的监护委员会（Guardian Council）便“大开杀戒”，取消数千名温和派候选人中近半数的选举资格，其中更包括90名在职议员，形同用制度让温和派强制出局。上述举措虽有效，却着实难看，令不少民众大呼心寒，加上多数人其实心里有数，不论这次胜选的是保守或温和，只要美国不松手，伊朗经济别说乍然回春了，只怕还要继续恶化。
面对网络上排山倒海的不投票声浪，伊朗政府也看在眼里，而这便是其决心隐瞒疫情的原因之一。从伊朗政府的逻辑来看，眼下多数民众已对选举不抱希望；倘若又在此时公布疫情，只怕会吓退更多支持者，使其不敢出门排队投票。但偏偏选举的投票率又关乎政权合法性，故为让民众少一个不出门的理由，两派政治人物便在选前统一口径——谴责“渲染”疫情者。
因此即便民间已在2月初流传库姆有确诊案例的消息，政府却总是矢口否认，且中央官员还屡出奇言，例如宣称这些谣言都是“要让伊朗恐慌”的西方阴谋；其他包括“不用封城，封城早就是一战前处理疟疾的老方法了”、“患者不必前往医院，在家休息喝水补充维生素就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库姆朝圣，库姆永远为大家开放”等。
在此气氛下，伊朗顺利于2月11日举办了革命胜利日游行；但政府同时也宣布限制医疗物资出口，一股山雨欲来的气氛正在酝酿。终于在选前倒数两天的2月19日，伊朗政府突宣布库姆省出现两起确诊病例，且两人都已死亡，其传染源未知，但还是向民众保证“排队投票的感染风险很低”、“请大家一定要来投票”。结果这次投票率还是创新低，只有42%。但民情的反噬却正要开始发酵。
制裁下的人心与医疗内伤
2月21日选举结束后，政府公布的确诊数据火速飞升，伴随而来的，还有各种防疫措施，例如宣布停办接下来一星期的音乐会、体育竞赛与所有文化活动，要求疫情严重省份的高中、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停课，取消德黑兰在内的疫情肆虐区的清真寺周五聚礼、禁止咖啡馆与水烟店使用共享烟嘴等。然而肇发之地库姆却仍继续开放朝圣，政府唯要求其需限制朝圣人数，倒是隔壁的沙特惊惶不已，已宣布取消今年的麦加朝觐。
由上述处置方式可知，伊朗政府并没有“硬核封城”的打算，而其主要顾忌，还是国内严峻的经济处境。自打美伊交恶以来，伊朗已经历长达41年的经济制裁，即便食物、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人道用品皆在豁免之列，但在国际氛围的风声鹤唳下，许多欧洲银行与公司担心会受美国二次制裁，故而不敢与伊朗交易人道用品；伊朗的药物虽多可由国内生产，但许多进口原料仍是供不应求。
于是这导致了两种情况，一是伊朗境内出现了假药，二是伊朗的医疗体系因物资缺乏而日渐脆弱，伊朗人也因此养成小病不医的习惯——休息几天能好的，就不必去药房买药；能去买药吃好的，就不必去医院。此次应对疫情，伊朗的检测试剂不足、口罩也完全不够，更不用提医疗设备的左支右绌，制裁的力道于此展露无疑。
伊朗爆发新冠疫情，2月23日民众戴着口罩走在德黑兰闹市区。图自美联社
截至2月28日日，伊朗确诊数已达338人，库姆、德黑兰、吉兰、马赞德拉等处疫情最重，累计死亡人数已有34人，疫情致死率约10%。不过考虑到政府封锁消息及医疗设备等因素，这一数据也不一定准确，一来伊朗人轻症通常不就医，二来试剂不足根本无法因应检疫需求，故其真实感染人数应远大于338人。伊朗政府眼下虽有防堵之意，但仍是维稳优先，因为伊朗既没有封城停摆这种经济本钱，也没有收纳涌向医院的民众的医疗底子，只能在不断信心喊话的同时，将各种医疗资源省着点用，优先治疗重症患者。
然而民众的怒火难以平息。目前，伊朗抱怨政府抗疫的网络舆论大约有三类，一是谴责政府隐瞒疫情，导致如今一发不可收拾；二是抱怨政府明知自己医疗物资缺货，此前却还捐了300万个口罩给中国，结果现在自己不够用；三是希望神权政体的核心高官们都能染上新冠肺炎，好一次终结所有伊朗人的苦难。第三种声音当然是少数，但随着日前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和副总统确诊、前驻梵大使病逝，此派支持者也在自己的小天地内一片欢腾。
此次疫情，可谓对国家治理的一次突袭考试。伊朗在宗教实践与维稳思维下，首先错失了预警时间，也缺乏良好的监控追踪系统，导致疫情向中东扩散；但当其开始应对后，又碰上美国制裁紧咬不放的困境，实在力不从心，疲于奔命间，显得气喘吁吁、面色苍白。在付出高成本代价后，疫情总会平息，但因官僚主义、经济困局、治理困境而逐渐背离的民心，或许才是伊朗政府永远逃避不了的那场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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