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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日報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25日起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香港政改报告并做出决定。预料香港政改方案也将于会议结束日，即8月31日揭晓。2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香港中国力研究中心副主任文揚的文章，評論香港近日的政改風波，現摘編如下：
此前中央多位高官发表讲话，把该说的话提前都说了，并亮明了底线：一曰特首必须爱国爱港，二曰不可以对抗国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8月22日在深圳，同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座谈时說：“这次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争议，比历次争议都激烈。表面上是制度之争、规则之争，而实质上是政治问题。次日，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一次演讲中说：“摆在香港人面前的不是方案之争，而是香港与中央的互动模式之争，他还引用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叶健民一篇文章的原话说：“激进派所主张的，是不认同中央对特区事务享有主导权，拒绝完全接受基本法的框架，否定‘一国为先’的前设。
文章稱，中央政府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把香港激进反对派硬拉到政治舞台上与之对决；同時稱，政治不是多好玩的事，尤其是在香港这个经济属性远大于政治属性、历史上没有经历多少政治风浪的小地方，能避开激烈的政治斗争，对各方都好。
文章又稱，激进派的斗士们显然不这么想，虽然他们并没有多少政治斗争经验，却一个赛一个大无畏，虽然他们并不明白激进政治的可能后果是什么，却一步比一步更激进。所谓“占中三子，理论上头头是道，以宪制法治学说为根据，以公民社会学说为理念，自认为“占中有理，甚至冠之以“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名义，但他们未必真的明白自己的行为正在催生什么，改变着什么。
从最美好的理念、最真实的愿望、最动人的情怀出发，决不意味着必然走向最理想的结果；恰恰相反，也许正是由于太过激进和虚妄，就直接陷入最严重的危机，导致最可怕的灾难。这是自中国百年激进运动中得到的血的教训。
想当年，刚满30岁风华正茂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受邀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花了一个晚上将美国和法国两国宪法糅合在一起，这一“天下神器即大功告成。论理念，论愿望，论情怀，无论哪方面，似乎都无可厚非，直到今天，人们也不能否定其“揖美追欧的开创性历史意义。
然而，此后的历史众所周知。这种试图一步登天的激进，严重脱离实际的虚妄，最后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无需赘言。可以说，某些带根本性的后遗症，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仍在承受之中。
文章發問道，香港那些陶醉在自己当下的理念和行为之中的激进派人士，是否明白这些历史教训；是否明白他们当前的激进路线，并不是自成一体的新鲜事，而是与中国百多年来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激进运动一脉相承。若论反专制，1911之前的革命党就是反专制；论要民主，1949之前的共产党就是要民主；论亲西方，建国时的孙中山一切以美国为模范；论公民抗命，抗战后的上海和香港左翼文化人士一切都与当局对着干。这些运动在当初也都天然有理，丝毫不输现在香港激进派人士自以为占据的道义高地。
文章強調，历史经验告诉人们， 激进运动难免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决不是发动者靠“爱与和平之类的清高姿态和良好愿望，就能事先预防的；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滑向自己的反面，激进的革命一定以专制告终，激进的民主注定以独裁结束，最后只能靠更为激进的方式打破恶性循环。 当年的梁启超将之称为“革命相续原理，对这一带有普遍性的历史规律，早有深刻的洞察和总结。
如果很是明白这一点，并非不懂其中利害，甚至都已经清楚看到了“占中运动若隐若现的暴力身影，这就意味着激进派人士已经准备好将香港推入政治斗争的大风大浪当中，不惜重蹈中国百年激进运动的历史覆辙了。
文章將最后的问题归结为兩點：一、香港经得起激进政治的折腾吗？既然今日香港之所以号称“东方明珠、今日港人之所以显得与众不同，恰恰不是长期激进政治的结果，而是在中英双方保守主义势力精心呵护下，逐渐形成的脆弱产物，凭什么认为香港有本事，在激进政治舞台上打出一片新天来呢？二、谁给了激进派人士如此绑架香港社会的权力？即使某些人铁了心要大干一场，或者就是在外国势力指使和操纵下要大干一场，凭什么要以整个香港的前途和命运为代价？
中央政府的摊牌就在这几天，香港是否就此告别避风港，投身到激进政治的波涛中，重大的命运抉择也就在这个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