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这样的场景无处不在：人们面对面扎堆在拥挤的泳池，肩并肩坐在室内酒吧，在特朗普的集会上欢呼却不佩戴口罩，而恰恰还是这位总统，总是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当下对疫情轻描淡写。现如今，正如许多公共卫生专家所预测的那样，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南部和西部。与此同时，许多正在进行社交隔离的人看着这些肆无忌惮扎堆聚众的美国人发出天问：“他们在想什么啊？”
我们就此现象向史蒂芬·平克寻求答案。平克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撰写了大量著作，包括《心智探奇》和《当下的启蒙》，后者探讨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心态，部落主义正在崛起，人们对于健康建议抱持蔑视。这并不只是人群挤在一起的部落主义。平克说，“这样的部落中有一个道德成分，主要是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部落视为敌对联盟的某种压迫或伤害的受害者。他们相信代表该团体的行动，即使是象征性的，也是一种正义，一种解决方法，发表声明，推动自身的道德事业发展，这对我们来说可能很奇怪，甚至对其嗤之以鼻。但从其部落内部来看，如果他们遭受了外部伤害，可能会感到长期处于被侮辱与被伤害状态。这在许多国家的文明发展史与神话故事中都很常见。”
平克说，我们将看待问题的角度转变一下，就能很容易理解部落主义的影响了。“一些右翼确实有理由质问那些参加Black Lives Matter游行的人。示威者挤在一起大喊大叫，他们高声喊着口号，许多人都没有戴口罩。如果我们从抗议人群的角度去回答这些人的问题，我们大概就能洞察一些事实，其中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但现在的问题是心理层面的，关于街上的示威人群在想什么。好吧，那些街上的人在想什么呢？不戴口罩喊口号？那些公共卫生专家又在想什么？告诉人们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的？”
5月31日，华盛顿特区的示威人群 图片来源：Koshu Kunii/Unsplash
科学一直在和政治以及宗教进行交锋，而COVID-19的危机此刻变成了我们最关注的事件，气候变化、疫苗接种以及转基因食品也是人们的文化讨论战场。耶鲁大学法律与心理学教授丹·卡汉（Dan Kahan）领导了该校的文化认知项目，该项目旨在探讨文化价值如何塑造公众风险感知。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一个团体的需求——特别是政治或宗教团体的需求，总能凌驾于科学事实之上。未能接受采访的卡汉在《自然》杂志上写道，“人们很难接受他们觉得高尚却对社会有害的行为，以及他们觉得卑劣却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因为一旦接受了这样的主张，他们与身旁之人就会产生分歧，因此他们有强烈的情感去抵触这样的主张。”
平克对此表示认同，但他强调，做正确的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对于冠状病毒，真的很难弄清究竟还有什么潜在的传播途径。六英尺的社交安全距离到底靠不靠谱？戴口罩真的有用吗？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外在信息瞬息万变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对自然界还是一无所知。我们只能从已知的数据中学习，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原有的知识与实践都会发生变化。然而，人们有时候会把专家当作预言家，而不是实验者或试错者，所以他们认定专家从一开始就能提供最佳方案，要不然这群专家就是‘砖家’，应当被取代掉。事实上科学是在学习中进步的，一般民众的观点与我们所秉持的科学态度完全相反。”
平克补充道，即便所有人都能认真学习，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正如卡汉所证明的那样，即便是我们当中那些认为我们对气候变化、新冠病毒抱有一定见解的人来说，可能也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来给出一个合理的定论，”平克说，“因此我们信赖科学家，这么做没错，因为和阴谋论家与骗子相比，科学家确实有更多方法得出真相。但是，假如你不去相信《纽约时报》、NBC、CNN这些媒体，不去相信哈佛大学还有世卫组织，反而认为它们只是一些利益集团或者敌对组织，那么你总会去相信其他一些信息源。”
心理学家莱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了心理学中最著名的术语—— “认知失调”。多年来，费斯汀格在许多实验中证明，当人们想做某事却发现了不该做这件事的原因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有幸结识了费斯汀格，他本人是个大烟枪，这是认知失调行为教科书般的证明——即便相信吸烟会致癌也要去抽。最终费斯汀格死于癌症，享年69岁。
在新冠病毒流行的当下，动机（motivation）甚至超越了认知失调。平克说，“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有逻辑思考能力，因而被现有的矛盾所烦恼。人们烦恼是因为现实似乎正挑战着他们认知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工作能力、自主能力还是道德观。我认为，对于费斯汀格的发现的更好诠释，是要认识到我们的想法不全是一成不变的。但是，当某些想法与‘我控制得了，我很好，我有能力’的想法产生冲突时，那说明这个想法已经被过度合理化了。”
除此之外，平克认为，合理化几乎总是从乐观的、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的。“很多人不系安全带，这一行为是愚蠢的，因为后果可能很严重。但人们的想法又往往是正确的，他们很可能并不会在车祸中丧生。但即便风险低，这种集体性想法也相当愚蠢。就如同车祸一样，即便你自己没有感染新冠病毒，但你的行为可能让其他人感染。”
人的观点可以改变吗？“这个问题就像在问，认知失调、理性下降是否具有某种有限的弹性？”平克说，“你能刚好将其延展到断裂之前吗？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在费斯汀格所处的50年代，末日论相当盛行，它是认知失调理论的基础。也就是说，当世界末日并没有在12月31号来临，那些邪教徒会怎么办？有的人继续深信不疑，有的人不再相信了，他们离开了邪教。这样的事情会继续发生。现实是有原则的。我们对原则的推动能力有限，当它与事实发生重大冲突时，人的观点确实会发生改变。”
本文作者Robert Bazell是耶鲁大学细胞与生物学的客座教授。
（来源：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