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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一场“事先宣扬”的大规模抗议在泰国上演。抗议活动的领袖计划发起2014年泰国军事政变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会，希望有10万抗议者参加位于曼谷的泰国法政大学的集会。尽管泰国法政大学上周已表态不允许在校园内举行抗议活动，但组织活动的“法政与游行联合阵线” (United Front of Thammasat and Demonstration)强调抗议集会将按计划进行。据法新社、路透社9月19日报道，当日，有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泰国法政大学上锁的大门前，要求让他们进去。示威者还喊出了“终结独裁、民主万岁”与“巴育下台”等口号。20日，组织者还将发起以泰国政府总部为终点的游行。警方为此于周边区域部署了1万名警力。
“8月16日，我参与了据说是上场政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集会。有人在主席台上表演政治舞台剧，我们还建立起了供非政府组织参与签名以发出改革宪法诉求的平台。”今年23岁的泰国青年伊提功（Itthikorn S.）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据报道，8月16日于泰国曼谷的游行活动再次创下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的规模纪录，有1万至2万人参加。
伊提功来自泰国东北部地区，今年大学刚毕业，自学生时代便支持学生活动，如今在做纪录片与新闻方面的工作。在8月16日的活动前，他已分别在曼谷和清迈参加过反政府抗议的快闪活动。因为目前人不在曼谷，他才没有参与9月19日的活动。
今年3月以来，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持续在泰国上演，不同团体利用线上线下各种平台组织会议和传播诉求。其中，最核心的诉求是要求泰国总理巴育下台、解散国会重新选举与修改由军方主导的“不民主”宪法。
“2020年2月，广受泰国年轻人支持的新未来党遭解散，这导致进步青年在议会中的声音被削弱，因此‘发声’转移至大街上。同样，6月柬埔寨反君主制青年的失踪事件也将抗议青年聚集在一起。最终，人们对军方色彩的政府、经济衰退以及宫廷丑闻感到厌倦。”泰国那黎宣大学东盟研究学院讲师保罗·钱伯斯（Paul Chambers）对澎湃新闻说。
8月10日，由泰国学生联盟发言人巴奴萨亚（Panusaya Sithijirawattanaku）宣读的改革君主制十点诉求打破了泰国有关君主制的禁区，吸引了泰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也迎来了外界对局势的担心，总理巴育多次呼吁示威者保持冷静，并警告部分学生已经“走得太远”。
对此，学生活动者们正在调整策略。“国王、佛教、民族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在泰国深入人心。抗议者最近很少提起有关王室的议题，这算是一个策略。若诉求直接触及王室，可能会迎来更大的危险。”研究泰国社会组织与社会抗争的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金杰说。
积重难返，青年破局
“泰国抗议者目前最关心的议题就是政治本身。到处都有腐败现象，我们对此发出质问。有很多抗议者遭到政府恐吓。我认为，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是政府的透明度、人权和言论自由。”伊提功如此解释他眼中的抗议活动。他对泰国长期的腐败、滥权与滥用《欺君法》感到不满，认为抗议是最简单的行动方式。
尽管泰国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政体，但其政治并不稳定。目前最新宪法于2017年经泰王拉玛十世签署生效。这份由军方主导修订的宪法已是泰国1932年确立君主立宪制以来的第20部宪法。2013年至2014年，亲流亡海外的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与反他信的“黄衫军”在泰国街头长期对峙。2014年，时任陆军司令、现任总理巴育发动军事政变的名义便是终结这场乱局。
尽管如此，社会矛盾并未因巴育军政府政变后的强势维稳、2017年修宪与2019年大选而得到解决。“巴育政变后一直强调自己会还政于民，但多次拖延选举，准备了五六年的时间才于2017年推出亲军方色彩的新宪法。期间，巴育政府秉持高压管制，对五人以上集会采取严格限制。2019年进行选举后，发表意见的公共空间变大了，不满声随之公开化。”金杰说。
与原来的红、黄衫军对峙不同，2020年爆发的系列抗议有着鲜明的青年色彩。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所长余海秋向澎湃新闻分析说：“以往的‘红黄对峙’更多折射的是泰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问题。今年以来以学生为主体的社会抗议活动更多折射的是代际差异。”
但余海秋也指出，这两场街头运动不同之处相当明显，却也有相同之处——对泰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与社会现实存在深刻不满。金杰称，泰国青年面临着相当大的就业压力，他们能感受到巴育政府上台以来经济形势未有明显起色，疫情暴发后经济更糟，仅仅就完成学业而言，高昂的住宿费与学费也是重大负担。
《外交官》杂志9月14日刊登文章称这场抗议是“老一代与新一代人”之间的问题。积极参与活动的伊提功认可这个说法，但他指出这本质上是政治权力的问题。“现在泰国掌握最大权力的是老一代人，他们很多都到该退休的年龄了，却依然用他们的权力控制泰国。”伊提功说。
感受到经济压力的不仅是青年学生。尽管以优良公共卫生系统闻名的泰国抗疫得力，但封锁国境的政策严重影响了泰国经济倚重的旅游业和出口。6月底，泰国银行预测2020年泰国经济将萎缩8.1%。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2018年发布全球财富报告指出，泰国富裕程度前1%的人掌握着全国66.9％财产，贫富差距显著。
温猜今年34岁，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同时运营着一间艺术画廊。“我的未来很黯淡，画廊每月所需的租金和花费很难维持。”温猜对澎湃新闻说。他在曼谷出生长大，属中产阶级。即使家庭背景较为优越，他整个家庭都能感受到疫情与经济双重危机的影响。
“我们是住在城市的中产阶级，已经困在了想要更好生活和畅享未来的梦中。”温猜说。他关心政治，但不认为民主政体是唯一的选择，“不管是什么样的政体，理想的社会都应该是能提供良好且可靠的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系统，社会阶层的差距也不能过大。”
比活跃于街头的泰国青年年长至少10岁的温猜把自己和泰国的“95后”、“00后”做了对比，他认为后者有更高的电子媒介素养，可以凭此吸收到不同于传统媒体和学校的资讯，对泰国社会问题更加敏感。金杰进一步指出，泰国青年深受社会批判话题的出版物影响。原新未来党（现改组为前进党）秘书皮亚布特(Piyabutr Saengkanokkul)是法政大学前宪法学教授，他撰写了许多畅销书，让青年对泰国社会、政治、历史议题越来越感兴趣，甚至让新未来党享有出版界“衣食父母”之名。
温猜曾参与2009年至2011年亲他信的红衫军活动，多年来的政治动荡让他有些厌倦和灰心。尽管今年一系列抗议因打破了君主制等讨论禁区而让他感到新鲜，但他并不乐观。“历史教育我们，要熬过艰难才能迎来变革。”但他也强调，他“100%支持”青年抗议中修宪的诉求。
在抗议者们看来，修宪能让泰国拥有更民主的政体，这是解决许多社会问题的开始。金杰分析说：“抗议者们将泰国社会不公正问题根源指向政治结构，寄希望通过一个更能倾听民意的政府来实现改革。”他认为，青年社会阅历不够丰富，对世界认识简单。在朋辈影响下，青年在情感上会期待政府负责民主原则，因而此次抗议的诉求获得了青年广泛认同。
剑指君主制，走得太远了？
泰国今年爆发的抗议罕有地出现了直接针对王室和君主制的批评，这令泰国社会感到震惊，吸引许多媒体关注。据路透社报道，19日的抗议活动中出现了“终结封建、人民万岁”的口号，组织当日活动的“法政与游行联合阵线”也是在批判王室的诉求上发声最多的团体之一。王室与君主制在泰国有着崇高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泰国有着严苛的《欺君罪》，禁止社会公开讨论国王、王室与君主制，也是因为君主制是“泰国社会与政治的基础性结构”。
然而，现任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的民望远不及其父亲普密蓬，近年来还屡屡传出“吸睛”的新闻事件。伊提功接受采访时便提到拉玛十世长期旅居德国，不回国理政，这让人民感到不满。
据《南华早报》18日报道，泰国电影院放映电影前都会播放赞颂王室的歌曲。依据习惯，观众需要在此时庄严站立以向国王表示尊敬与祝福。但随着泰国局势发展，越来越多的影院观众选择坐下，不再致敬。本周，意为“不要在电影院里站起来（致敬）”的泰语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至少52000次分享。
但余海秋认为，“贸然提出改革（王室）要求并不利于解决当前泰国最紧迫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有可能引发社会分裂与政治冲突。”
伊提功也认识到了这一风险，能感受到社会上对青年学生的不满。但他认为，他们的诉求被误解了。伊提功说：“泰国有很多上一辈的人认为我们是想要推翻君主制，这和我们的实质诉求是不同的。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这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诉求。但泰国有着一部会无端逮捕平民的法律，即使人们只是说了有关国王的事实也可能被逮捕。这让国王凌驾于法律和所有公民的权利之上。我们认为这在一个民主国家中是不对的。”
在伊提功看来，改革君主制恰恰是让国王和君主制“依然能得到尊敬、信任和与当今的世界合拍”。他说这是“让君主制再度正当”（Make Monarchy Right Again）。
但在青年之外，泰国大众对王室与君主制的观感有多大的变化仍存有疑问。温猜说，他的父母也能感受到社会危机，但因为忠诚于王室仍反对学生在街头的活动。“虽然早已正式登基成为泰国国王，但在泰国社会看来，拉玛十世更多的还是其父王拉玛九世普密蓬的继承者。”余海秋说。她认为，即使拉玛十世个人形象存在一定争议，但在拉玛九世余荫下这还不至于从根本上影响到泰国民众对王室的长期尊崇。
“在此次抗议浪潮中，多数时间旅居德国的拉玛十世表现得较为淡然，并未受到明显影响。从法律上讲，拉玛十世是不可受到任何指责的。这是宪法赋予其的超然权力。”余海秋说。
街头抗议会有终点吗？
9月19日的大规模集会之后，20日，一场“直指”政府总部的游行也将上演。泰国的街头活动似乎无休无止。
“我认为政府会慢慢等待，直到示威游行平息下来，或许也将进行一些象征性的改革。但如果抗议者变得更加团结、诉求发生变化，政府将不得不做出回应——这可能导致国家镇压。” 保罗·钱伯斯说。
军方出面终结乱局在泰国现代史上十分常见。这让军方成为泰国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令温猜等泰国普通人感到悲观。不过，已被广泛动员起来的青年一代终将成长，这会给巴育政府带来持久的压力。而且泰国历史上就有着很强的学运传统，已形成了组织网络。“泰国大学间建立了学生联合会，这让网络化的抗议者可以在有议题与诉求的情况下迅速联络起来。”金杰说。
青年抗议者们正在试图扩充他们的社会基础。8月，激进组织“自由青年”改名为“自由人民”（Free People），试图扩充群众代表性。另外，发源于较落后的东北地区的“穷人议会”（The Assembly of the Poor）等扎根地方、关注具体社会议题的社会组织渐渐也参与到了抗议活动中。
立场亲官方的泰国《曼谷邮报》刊登评论文章，援引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著名政治学家苏拉差（Surachart Bamrungsook）指出，此次军方若想发起政变控制局势并不容易，他们将遇到更多的“顽固分子”。但要想取得突破，青年抗议者还需要得到劳工和其他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普通人的支持。
“抗议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越有可能吸引老一辈的支持。”保罗·钱伯斯说。他分析称，无论是占抗议者大多数的温和派还是立场更为激进、要求改革君主制的进步派，其中都有年长一辈的身影。伊提功主动分享说，他看到很多曾经参与过往抗议活动的40岁至50岁的成年人也参与到了青年的抗议队伍中。伊提功说：“他们不是来领导我们、教育我们，而是来参与和追随我们的。这不能保证我们取得最终胜利，但能推动所谓‘常态’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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