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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孤儿入内蒙”六十年：上海娃娃、草原儿女、国家孩子
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父母为什么会抛弃我？”
宝德不知道。60多年来，她时常在心里想，小时候不理解，长大后，她开始去靠近那段历史，然后内心暗暗作出选择，尝试与自己和解：是饥荒年代父母的迫不得已，是“太困难，留一条活路”的无奈之举。
1960年前后，中国物资短缺，上海孤儿院的孩子们面临生存威胁。在总理周恩来和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乌兰夫的安排下，“三千孤儿”远上内蒙古草原，交由牧民抚养，其中28个上海孤儿被送到四子王旗，宝德便是其中之一。
在草原深处见到宝德时，她出门迎接，常年的风吹日晒使其皮肤呈黄褐色，宝德会说蒙语和当地汉化的方言，谈话间时常大笑，散发着属于草原儿女的爽朗。一辈子待在草原，养在蒙古族家庭，宝德的样貌、举止已全然是一个草原牧民。
“养我的地方是大草原，但生我的地方在哪？”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宝德和另一位28个上海孤儿之一的孙保卫共同的疑问。
3月初的杜尔伯特草原下了两场雪，沟壑纵横的地方，积雪几天未化，不用外出放牧的日子里，宝德内心又开始了思考。关于“从哪儿来”这个问题，62岁的宝德想弄个明白。
宝德和宝德的牧场
上海娃娃
“爸爸想要小子，妈妈想要姑娘，最后我来了。”1961年，宝德三岁，作为“三千孤儿”之一，从上海来到四子王旗，成为牧民的女儿。
八九岁时，宝德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孤儿。那时她刚开始念书，牧区来了几个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逗宝德玩，说她是上海的娃娃，被抱养来的。那时宝德的汉语不好，听得懂一些，但反驳的话不会说，内心既生气又委屈，下了学就立马跑回家跟爸爸妈妈“唠叨”。
“那个时候父母第一次告诉我，我是上海孤儿。”但年幼的宝德选择不相信，觉得父母也是逗她，气乎乎地说“都是胡说的”。
同一时期，在四子王旗第三小学的孙保卫，因为磕磕碰碰的小事与同学打架，对方气急了揭他短，说他是没人要的孤儿，孙保卫更愤怒了，连打架的气势都猛了几分。
“打架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回家我会告诉母亲，但她对‘上海孤儿’这事好像特别忌讳，每次说，她总会找到人家家门口，弄得我也不好看。”孙保卫回忆，后来再打架，他便再不敢跟母亲提了，“自己只能尽量不惹事了，即使惹了事，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拉到”。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上海孤儿呢？宝德和孙保卫回忆，大约是上了中学后，身边陆续有人跟他们提起那段历史。当时，孙保卫班上就有三四个上海来的孤儿，“虽然不能说、不能问，但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
宝德的父母其间又提起几次当年的情况，向她解释因为不能生育所以才领养了她，宝德才开始慢慢地接受并相信这个特殊的身份。
宝德说，那时候还没“国家孩子”这一说法，除了故意挖苦的人，很少有人直接叫他们“上海孤儿”，往往叫作“上海娃娃”。
草原儿女
在养父母的眼中，上海娃娃来到自己家，就是自己的娃娃，是草原的孩子。
父母特别疼爱宝德。1960年代的草原，能去上学的孩子不多，但她去了，一上就是8年；“文革”期间，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宝德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在学校受欺负……
初中毕业时，宝德准备考中专。“我成绩一直很好，要考绝对能考得上，”宝德回忆，“只是当时出了点岔子，我自己放弃了，之后成了牧民。”
在牧区，宝德的家庭条件算得上富足，由于舍不得家里唯一的女儿，20岁那年，父母做主给她招了女婿。成亲那天，家门口摞着彩车、礼品，屋前屋后站满了亲友，年轻的宝德身骑骏马，意气风发。
年轻时的宝德和她的父母
之后的草原生活忙碌且累。在四子王旗瀚乌拉嘎查，宝德拥有5100多亩草场，羊群最多的时候有500多只，每天喂羊、喂牛、放牧，等大羊生了羊羔，把小羊养三四个月，稍大点就能拿去卖钱，日复一日。
羊群乖乖吃草的时候，宝德就能停下来歇会，“草原大啊，一眼望不到头，也没有人家……”那时，宝德会想起已经离世的养父母，虽然自己是抱养来的，但养父母待她比亲生女儿还亲；也会想着，养育她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但生她的地方是哪呢，她想去弄个明白，但家里走不开，总没有实现。
60岁的孙保卫在四子王旗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相对于宝德在牧区的安定，孙保卫的大半生则起起伏伏，“有很多故事”。“文革”结束，平反后落实政策，当过知青的孙保卫被分配到四子王旗食品公司，“那时没有礼拜天，就一直干”；国企改革后，孙保卫成为下岗工人，就琢磨着和人合伙开冷库，盖屠宰场；年纪越来越大，干不动了，最近几年，孙保卫又在旗上经营着一家兽药店。
“如果当初没来到草原，那会是怎样的人生，拥有什么样的命运？”60多年来，孙保卫无数次想过这个问题，像是一种游戏，内心推演出许多种可能。“人的一生转折点很多，如果不是自然灾害，我或许会在上海，但如果不是那次大迁移，我也可能连人都没了。”
但无论如何，宝德和孙保卫都觉得，草原养育了他们，他们便是草原的儿女。
寻亲希望
直到父母离世后，孙保卫才敢面对“上海孤儿”这一身份。
从小，孙保卫家境优越，享受着“相当好的待遇”。父亲在四子王旗的法院工作，属于高干，那个年代，能上托儿所的孩子少之又少，他是其中之一。高中毕业后，按当时政策，孙保卫属于知识青年，应该下放到牧区，但家里人担心他受苦，想方设法把他调到旗旁边的“菜队”。
这样的家庭下，寻亲是禁忌。年轻时，孙保卫曾来到上海，在原“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门口，他驻足很久。多年前，他从这里北上内蒙古大草原，此后的命运发生转变，此前的与他相关的一切则彻底留白。他也好奇这处空白背后藏了什么，只是那次，他迟迟没有进入福利院，养父母尚在，于他有恩，对他而言，寻亲意味着忘恩与伤害。
2006年，逢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三千孤儿”中许多人受邀参加，只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就来了20多个，活动持续三天，热闹非凡。孙保卫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时他的养父母已经去世，他才开始陆续与其他孩子有了联系。
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活动邀请不少上海孤儿参加，宝德和孙保卫都在其中
“回去寻亲的愿望大家都有，尤其是过了60岁，生活稳定下来，就会有疑问，到底我们的根在哪？”答案至今是未知的，孙保卫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没什么希望了”。
同样的话，宝德从家人、亲友以及其他孤儿那里也听到过许多次，寻亲的念头因此也一点点的往下压。
直到2017年，锡林浩特来了几个寻亲的南方人，其中有个哥哥，在大饥荒中弄丢了妹妹，之后找妹妹找了50年。“他在锡林浩特验了DNA，竟然真找到了妹妹”，那一年，妹妹已经64岁。
听到这个消息，宝德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想着“这次说什么也得做DNA”。后来宝德去了，只是老乡劝她：“年轻时也许还有机会，咱们这个年龄就不必要了……”那一次，宝德犹豫许久，终究没验成DNA。
最近几年，儿女相继成人、成家，宝德也把牧场大多交给了儿子打理，压在身上大半辈子的担子，忽然之间就轻了起来。闲暇时，宝德愈发想去上海看看。
“也不一定寻亲，去踩踩生我的那块土地也成。”只是，宝德的想法至今没得到家人的支持，因此只能搁置。
国家孩子
事实上，2002年，28个孩子中的10多位曾回到上海寻根访问。
当时他们已是中年，其中有医生、教师、牧民、高级工程师，还有地方政府的官员。如今他们都是过了60岁，大都已经退休，却仍未找到当年的亲人。
关于“从哪儿来”这个问题，四子王旗的28个孩子都没弄明白，更遗憾的是，其中已有三位孩子离世。
但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三千孤儿”如今成为了彼此的亲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称呼——“国家的孩子”。
“大约是智能手机普及后，无论是四子王旗的孩子，还是整个内蒙古的“三千孤儿”，都建立了联系。”孙保卫称，他们“国家孩子”有个近500人的微信群，每年都会聚上好几次，与四子王旗的“国家孩子”则联系更密，常常一起吃饭聊天，尽兴时都忘了时间。
孙保卫记得，近年来，“国家孩子”之间组织过多次大聚会，前年在呼伦贝尔的那次来了很多人，曾经的“三千孤儿”如今是蒙古族、汉族、回族、达斡尔族、佤族……模样不同、服饰各异，有人说汉语，有人说蒙语，话题从饥荒年代聊到当今时事，从家长里短聊到国家未来，天南、地北、大雪、草原……仿佛“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能说”。
孙保卫觉得，这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家庭，拥有着最多的亲人。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