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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写种种伤害和情绪的过程中，房思琪对社会及他人强加于自己身上的那种扁平化理解做出了反抗，书写意味着学会愤怒的权利、打破沉默的权利、开始言说的权利、重获主体性的权利。
在台湾作家林奕含自杀九个月后，她的唯一一部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版与大陆读者见面了。
如果我们抛开小说之外关于性侵、诱奸等等话题的纷纷扰扰，单从这部小说来看，它是一部好小说吗？答案是肯定的。假使你暂时忽略扉页上“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字样，将其放在严肃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考量，这部小说用精巧的结构、繁复的比喻、流畅的节奏，洞察、剖析和检视了人性。豆瓣上的一篇书评《夺回开口的权力，夺回热爱的权利》是针对此书的一篇严肃的文学评论，以小说中的比喻为切口，分析了房思琪和李国华视角下的比喻，以及这些比喻形成的关于性暴力的种种景观，由此探讨了李国华的欲望机器以及房思琪通过语言及比喻反抗李国华的努力。
但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要谈的是另外一种视角，使读者不得不关注扉页上的那行“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它刺眼且认真，提醒我们这部优秀文学作品背后隐藏的悲剧美学和社会现实。
放下小说反观现实，2018年伊始曝光的北航性骚扰案以及由此引发的如 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 ，也再次提醒我们，师生之间的性侵犯和性骚扰指向了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不可见性以及对于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如果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当做一个长期遭受老师性侵害的女童的自白，结合北航事件中勇敢站出来的受害者们的倾诉和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师生之间的长期性骚扰和性侵害，是如何在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学校制度的帮助下穿上隐身衣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种结构性的宏观层面的力量又是如何渗透到了微观层面的人际互动之中， 让受害者沉默寡言心生羞耻，让施害者肆意妄为毫发无损 。在微观互动中，当受害者遭到性骚扰或者性侵害时，为何他们很少表现出愤怒，更多的是一种恐惧和羞耻感？为何在当下我们需要《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这样一部作品、需要这样一种书写？这样一种来自当事女性的书写，不能被简单地化约为通过呈现暴力而达成的二次伤害，恰恰相反，它或许应该被视为一种对于 主体性的修复和对主导权的争夺 。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谁的身体：施暴者剥夺了被害者的身体，也重新定义了其自我认知
在房思琪的日记中，她的朋友刘怡婷第一次知道了13岁那年她被李国华强暴的这一事实。日记中房思琪写到：“我下楼拿作业给李老师改。他掏出来，我被逼到涂在墙上。老师说了九个字：‘不行的话，嘴巴可以吧。’我说了五个字：‘不行，我不会。’他就塞进来。那感觉像溺水。”这是李国华对房思琪的一次未经许可的强行侵犯。
在美国人类学家凯西·温格勒（Cathy Winkler） 的《强暴攻击》（Rape Attack）一文中，她记录并分析了自己在1987年9月29日遭遇入室强奸的经历。在三个半小时时间里，一位闯入者对她施加了暴行。在文中，凯西·温格勒完成了关于强奸的民族志（Ethnography of Rape）。她首先记录的是强奸犯对她施加的物理性攻击：他闯入作者家门，出现在床边，在施暴过程中，他拽住她的头发，又或者“像一只章鱼捕捉猎物般缠绕她”，用手臂限制她小臂的行动。在搜查房间时，他抓住她的肩膀。除了物理威胁外，强暴者也对她施加了语言上的威胁。与李国华类似，在施暴过程中，他多用命令式的口气， 向她发出行动指示。他强调自己有刀，威胁她报警是徒劳无益的，警察无法将他绳之以法。强暴者对凯西身体的占领，不止是通过强力进入身体以及通过体液在作者皮肤表面宣誓一种主权，还包括用强硬的语气发号施令。通过种种行为和语言的暴力，施暴者不仅重新定义了被害者的身体，还重新定义了她的自我认知，进而达到了对被害者主体性的摧毁、剥夺甚至是重塑。
这也是为什么房思琪会说：“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后来她还说，当李国华趴在她身上的时候，“她确确实实感觉到心里有什么被他捅死了。在她能够知道那个什么是什么之前就被捅死了。”这种主体性丧失的标志，是身体和灵魂相互分离。在某一次李国华对她进行侵犯时，房思琪“突然感觉不到身体，她发现自己站在大红帐子外头，看着老师被压在红帐子下面，而她自己又被压在老师下面。看着自己的肉体哭，她的灵魂也流泪了。”还有一次，房思琪说那是自从初一以来，她“第两百或第三百次灵魂离开肉体”。凯西·温格勒也有过类似的体会。当强暴者第一次将他的身体施加于自己身上并且开始撞击她的性器官时，她开始“踏出自身，我的自我从身体中抽离。我的自我想要离开我那正在被强暴者折磨的身体”。这种“灵肉分离”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强暴创伤症（rape trauma syndrome）。在凯西看来，强暴者的行为在被害者身上埋下地雷，会引发一种“身心部分地、暂时性分离的经验感觉——旁人通常无法察觉”，亦会导致后续的困惑、恶心、噩梦、抑郁等等。
类似地，在南非作家库切的《耻》中，被强暴的露西也对自己的父亲戴维——一位因在大学中性骚扰女同学而丢掉工作的大学教授——讲述过这样的感受：“亲爱的戴维，你一直就没有听我说话。我并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个人。我已经死了，而且也不知道还有什么让我起死回生的办法。”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所拥有的漫长历史，或是它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流派中的演化过程。我们使用人类学家Dorothy Holland和Kevin Leander的定义，即主体性是“行动者的思想、感情以及具身性的感官，尤其是他们对于自我的感觉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这意味着，主体性是在与他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施暴者眼中，受害者的身体并非完整统一的身体，而是分离的、破碎的、散落的零件，我们可以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房思琪和李国华的两种视角看到这一点。李国华对房思琪的第一次侵犯有两个版本——房思琪日记和李国华自己的版本。仔细加以比对，我们不难发现，在李国华眼中，作为少女身体承载者的房思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破碎的身体，是一个个充满诱惑和暗示的器官与零件的组合。“啊，笋的大腿，冰花的屁股，只为了换洗不为了取悦的、素面的小内裤，内裤上停在肚脐正下方的小蝴蝶。这一切都白得跟纸一样，等待他涂鸦。”“暖红如洞房的口腔，串珠门帘般刺刺的小牙齿。”“她红苹果皮的嘴唇，苹果肉的乳，杏仁乳头，无花果的小穴。”
在李国华一次次对于房思琪的侵犯和占有中，他通过行为和语言将房思琪的身体和意识撕扯得支离破碎，他摧毁房思琪的主体性、将其打破，变成如他所见般一样的碎片、零件、器官，让她一次次地“死去”，让她变成自己的残局，散落一地，无法收拾。
被侵犯的房思琪想到了一条解决之道：“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她选择屈从于李国华的话术和他精心为自己编织的羞耻之爱，她别无选择。最终将房思琪的碎片通通拾起、黏合缝补的，还是李国华。他用粗糙的、拙劣的、聪慧如房思琪一眼就能识破的所谓“文学”充当粘合剂，制造出了一尊房思琪的赝品。
谁的耻辱：“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自己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施暴者不仅通过强力重新定义受害者的身体，也对她们的情感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最终在受害者内部生根发芽，开出一朵名为羞耻的花。它的花茎上利刺遍布，扎进被害者的肉里、心里、灵魂里。
在侵犯事件后，李国华为自己的暴行开脱：“这是老师爱你的方式，你懂吗？你不要生我的气，你是读过书的人，应该知道美丽是不属于它自己的。你那么美，但总也不可能属于全部人，那只好属于我了……你可以责备我做太过。但是你能责备我的爱吗？你能责备自己的美吗？”李国华又说：“都是你的错，你太美了。”
同样地，在凯西·温格勒的案例中，施暴者对于所犯恶行的自我合理化也是通过归咎于受害者的反应实现的。在施暴过程中，他不断向她强调：“你喜欢这个。”他也会说：“是你让我这么做的，都是你的错，我本来不想伤害你的。”
以上两则案例，前者是长期性的不平等侵犯关系，后者是单独一次性暴力行为，但施暴者的共同点在于，在行为过程中他们都通过谴责受害者为自己开脱。李国华为了维持一种长期的关系，索性将责任归咎于房思琪的美丽，也将暴力美化为自己对房思琪的爱，其后果便是受害者心底滋生的耻感。正如凯西在她的文章中指出的：“耻感并非受害者编织出来的，恰恰相反，耻感与强暴相伴相生，它是通过施暴者的言行产生的，是强暴的一部分。”
这一机制在房思琪身上也产生了作用。在那次侵犯后，房思琪在日记里写：“可以说话之后，我对老师说：‘对不起。’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虽然也不是我的功课。”后来，她用红字给这段日记加上批注：“为什么是我不会？为什么不是我不要？为什么不是你不可以？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整件事情很可以化约成这一幕：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
耻感既是摧毁房思琪自我和主体性的利器，也是李国华用以保护自己的铠甲。李国华恰好看重这点，才对房思琪下手，“自尊心往往是一根伤人伤己的针，但是在这里，自尊心会缝起她的嘴。”李国华的自信来自何处？来自长期以来他在与他人及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对于自己在社会中地位和身份的感知与判断，来自“强奸文化”和男权社会对于他的纵容，这成就了他自身的主体性。常年猥亵女学生而未被告发的李国华发现，当他犯下这样的罪行时，不会有人告发，学校体制内有人与他合谋，为他输送学生资源，而即便有人告发，他也知道，指责的矛头一定会指向被害者。
这在房思琪和另一位受害者郭晓奇的身上都有所体现。房思琪不是没有尝试过与家人朋友沟通，但她的试探带来的伤害和恶意让她止步、选择缄口不言。房思琪第一次鼓起勇气向好友刘怡婷讲述老师和自己的关系时，她得到的反馈是：“天啊，你真的好恶心，我没办法跟你说话了。”她也两次尝试向父母传递信号：第一次，她试探性地在饭桌上和父母谈论性教育，得到的是母亲令人失望的回复：“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第二次，房思琪和妈妈提及：“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她得到的反馈是：“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郭晓奇的处境与其类似。郭晓奇在李国华离她而去后选择揭发他，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她受到了来自家人及学校的二次伤害：“你以为你做这种事你以后还嫁得出去？”“你跑去伤害别人的家庭，我们没有你这种女儿！”当事人李国华在面对揭发和对质时，再次利用自己在侵犯行为中的惯用伎俩，将责任归咎于被害者：“求你原谅我，是她诱惑我的。”“她就是骚，她根本就是一个骚货”。李国华对自己的妻子如是说。以抗争者形象出现的郭晓奇后来在论坛上发文章，控诉李国华利用公职在高三那年诱骗她，一时间回复如潮。
“当补习老师真爽！”
“第三者去死！”
李国华因此发现：首先，当一个女孩被他侵犯，很大程度上她们会因为羞耻和自我责备缄口不言；其次，就算她们开口说话，她们也一定会遭到来自家庭、朋友、学校制度及社会的重重阻力。渐渐地，他明白，“世界有的是漂亮的女生拥护他，爱戴他。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自己都觉得是自己的错。”在强奸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合力之下，施暴的李国华们得以逃脱，他们自信，他们春风得意，他们用他人的羞耻换取自身的快感，在他人的废墟上树立自我的丰碑，也将自身的主体性建立在对于他人的摧毁和撕裂之上。
谁的反抗：“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
如果如上所言，李国华们对房思琪的侵犯是一次次摧毁，一次次社会性谋杀，一次次对于肉体、心灵、自我的戕害，那么，对这种谋杀过程的书写和呈现，究竟是另一种变相的暴力，还是一种对于主体性的修复和疗愈？当读者一遍遍地阅读书中的一字一句，一遍遍地与书中的暴力场景和描述相遇，这究竟是一种二次伤害，还是一种合法的写作？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一则例证：当性侵害或者强奸发生之后，如果受害者报警立案，或者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她会经历些什么。让我们姑且以去年年末一部讲述女童性侵案件的电影《嘉年华》为例，之所以选择《嘉年华》，是因为它是一部太过真实的电影，唯一不真实的可能是电影的光明结局——坏人被绳之以法，好人终有好报。在影片中，当两个小女孩在酒店房间遭到侵犯后，她们先后面对了警察的问询以及医生对她们的身体检查——前者需要的是口供，其中包含侵犯的事实、物件、对于暴力场景的还原；后者需要的是结果，是对于身体某个部位、某些零件损害程度的核对，是冷冰冰的医疗器械对于器官的考察评估。这种对于受害者的审视视角，与施暴者在本质上并无二致，他们不关注完整的身体，只在意局部，不关注情感，只注重结果。而即便有朝一日，被害者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在法庭上申诉辩护，也始终不可回避地被要求一次次陈述自己被侵犯的事实和场景。
电影《嘉年华》海报
在凯西·温格勒记录自己通过努力将强奸犯送进监狱的著作《一夜》（One Night）中，她将警察局的质询、医生的检查以及后来在法庭上一次次的申辩以及媒体对于此事的报道关注称为第二次和第三次强奸。作为一种一次性暴力摧毁行为，强奸的悖论在于，这种行为的不可逆性决定了它物理意义上的瞬时性、短暂性和不可复制性。而后期对于施暴者所有的惩罚企图都建立在一个缺席的主体之上，被害者于是被迫成为缺席施暴者的“代言人”，要想将施暴者绳之以法，受害者就必须一次次在各种国家机器和法律机器面前还原施暴者及其暴力行为。而每一次还原对于受害者而言都是又一次伤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侵受害者选择不报警、不走法律程序的重要原因。
当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性选择打破沉默勇敢站出来时，她们面临的将是层层叠叠的权力机构的质询，她们被要求讲述事实，忽略情感，讲述证据，忽略情绪，她们在警察局、在医院病房里，在法庭原告席上，都被迫变得扁平化、片面化，她们被化约为支离破碎的身体和被损害的性器官，她们像物品一样，被定损，被估价，以获取相应的赔偿。最终，她们也许会带着分崩离析的、无法缝合的主体性获得诉讼的胜利，但她们的精神，她们的灵魂，她们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存在，又有多少人会真正关心？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意义就在于此。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关注女性的感情，关注痛苦纠结的敏感内心，关注虽支离破碎但仍饱满丰沛的个体，也关注一种虽然有误解但最终达到和解、团结的姐妹情谊。这里的饱满丰沛，指的并不是房思琪最终能够修复自己的伤痛和残破，从十三岁到十八岁，她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而她最终的精神失常也表明了，她终究无法达成与自己的和解。但好在房思琪手中握有一支笔，好在她能够记录，记录自己的痛苦、纠结、困惑、愤怒、怀疑、绝望。在这样的记录过程中，在对于以上种种情绪的书写过程中，她对于社会及他人强加于她身上的那种扁平化理解做出了反抗。就像房思琪对饱受家暴摧残的伊纹姐姐说的那样：“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同样，书写也意味着学会愤怒的权利、打破沉默的权利、开始言说的权利、重获主体性的权利。
而当我们跳出小说，跳出书中的一个个角色，与我们正面相逢的实则是逝者林奕含。与房思琪类似，林奕含最终无法达成与自己与世界与文学的和解，她最终选择为苟延残喘的自我画上休止符。逝者已逝，无尽叹惋。不幸之中的万幸是她的书写得以留存，她将自己揉碎、撕扯、摧毁而后锻造出的文字饱含私人的痛苦、懊恼、无奈、分裂、羞耻。通过书写行为，她私密的痛苦获得了公共性——尽管这公共性极度残忍，因为这种痛苦在本质上是无法分享的。但如果她的写作能够提醒我们，面对性侵犯以及由此带来的二次伤害，要摆脱羞耻，要学会愤怒，并让这种愤怒成为修复自身主体性的第一步，那么这种书写就是有意义的。正如书中伊纹对怡婷说的那样：“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来源：界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