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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莉莉小時候曾經也是個留守兒童。圖為劉莉莉與姥爺。
文| 亞太日報特約記者 劉莉莉
在我幼年的記憶裡，遠方，是一個小腳老婦人張望的方向。
那個老婦人是我的姥姥，她所張望的人，是我的舅姥爺。每年夏天，舅姥爺都會來探望我們，當他離開時，姥姥便會踮着一雙小腳，顫顫巍巍地走到陽臺，用她那雙長著白內障的眼睛，辨識着弟弟遠去的背影……
“錦青、錦青啊……”姥姥的一聲聲呼喊，帶著哭腔，竟讓我——一個小女孩，初嘗了離別的苦澀。
每一次，借著送走舅姥爺的傷感，姥姥會陪着姥爺，在沙發上坐一會，嘮叨早年那些事，說起姥爺打鬼子的歲月，也念起舅姥爺在公社的故事……我無心地聽著，沒有刨根問底。那時，老人們之于我，就像是路邊的行道樹，我在樹下乘涼，圍着樹幹戲耍，卻忘了問一句：這是什麼樹？
而當我想要問一句“你們從哪裡來”，“你們做過什麼”的時候，他們已經隨着一個時代遠去了，甚至連背影也沒有留下……
“抓那個腰裡別盒子槍的”
我曾經是個留守兒童，而且失了學。
三歲時，當我還沒有能力思考“媽媽應該陪着我，還是陪着她丈夫”時，我的父母就出國去了。於是，我在還不知道北京、上海的時候，就已經深深地記住了一個城市——大馬士革。
本文作者與姥爺岳長嶺、姥姥張春蘭在一起。
我的姥爺岳長嶺成了我的監護人，當他意識到，我為了逃避幼稚園的集體生活，可以一星期發一次燒後，不問青紅皂白，蹬着一輛三輪車，把我接回了家。直到我上了中學，他在回憶起這件事時，依然會說，他不能讓幼稚園“委屈了他的寶貝外孫女”。
於是，我就圈養在家裡了，跟著姥爺讀書習字，也跟著他看《地雷戰》和《地道戰》。姥爺是個老八路，早年在門頭溝一帶打遊擊。他說，行軍的時候，被敵人的子彈打中，你可能會就地轉一個圈，繼續行走，直到劇痛襲來、流血不止，才意識到自己受了傷……
有時候，姥姥會給我看她胳膊上的刺刀疤痕，那是日本人留給她的無法磨滅的創傷。打遊擊的時候，漢奸們總是高喊，“抓那個腰裡別盒子槍的”，而那指代的就是當地的武工隊隊長岳長嶺。
作者姥爺岳長嶺（左一）年輕時候的照片。
在抗戰年代，姥爺學會了騎自行車。那一次，他被鬼子追得難以脫身，看到路邊有一輛自行車，也不管會不會騎，飛身上車，沒騎幾步就摔了下來，於是再騎、再摔……再摔、再騎……竟也東搖西擺地跑沒了影兒。
鬼子們抓不住岳長嶺，就打起了他媳婦張春蘭的主意。他們抓住了我的姥姥，用刺刀挑她的胳膊，讓她交代我姥爺的行蹤。這個年輕的農村婦女，鬥大的字不識一筐，卻知道保護丈夫和他戰友們的安全，始終一言不發，看著鮮血浸濕了棉襖。
最後，鬼子們實在沒轍，就把姥姥吊在了城門上，給姥爺出了一道“要媳婦，還是要組織”的選擇題。於是，我的姥姥張春蘭瘦小的身軀，就在淩冽的寒風中擺蕩了三天，直到被成功營救。
長大後，我曾經就這段歷史，和姥爺進行了多次激烈爭論。那時候的我，剛剛穿上超短裙和松糕鞋，就已經學會頤指氣使地和姥爺說話了。我說，好男人不應該讓心愛的女人受一點點傷，姥爺還是那套“民族大義”、“大局為重”、“舍小家為大家”的理由。
作者小時候與姥姥的合照。
姥爺８０歲了，爭不過他伶牙俐齒的外孫女，就不再說什麼，笑眯眯地看著我。的確，一個承受著國仇家恨、喪失過親人、掩埋過戰友，曾經是一場戰鬥中唯一倖存者的男人，沒必要和一個沒愁過吃穿、在言情劇裡泡大的小丫頭浪費唇舌。
嫉惡如仇，讓他結束了軍旅生涯
嫉惡如仇的性情，耽誤了姥爺的仕途。
解放後沒過幾年，姥爺就轉業了，放棄了成為“老將軍”的機會，成了人們口中的“老經理”。每當聽長輩說起這段，我總要替姥爺懊惱頓足一番，當然更多的，還是為自己到底沒能成為“將軍的外孫女”而不爽。
阻礙我姥爺成為“老將軍”的，是一段狗血的劇情。我從我媽、我姨媽、我舅舅們含含糊糊、支支吾吾的講述中，大概摸清梗概。
解放後，百廢待興，而中國人拉關係走後門的劣根性卻迫不及待地顯露出來。部隊裡，某位領導想把服役的侄子送去上軍校，姥爺卻擺出一句話，“必須走程序，參加考試”。最終，姥爺“毀”了人家的錦繡前程，人家斷了他的軍旅生涯。
曾經有個漢奸，壞事做盡後看到報應，被八路軍一舉拿下。當他意識到，自己是被當地的獨立營營長岳長嶺的手下抓獲時，大呼“我完了”。
中年時期的岳長嶺。
我的姥爺，抓著漢奸的脖領子，將他拽到小河邊，拔出那把讓戰友豔羨、讓敵人喪膽的盒子槍，結果了他的狗命。
於是，當一個戴著眼鏡的參謀前來押解漢奸，打算帶回去審問時，卻怎麼也找不到人了。
“人呢？”參謀問。
“見他姥姥去了，”姥爺平靜地回答。
有時候，我想，如果不是那股嫉惡如仇的耿直勁兒，姥爺也不會因為私自處死俘虜而受到處分，當然，獨立營的戰士們也不會因為營長受到處分，而暴跳如雷。
到了上世紀６０年代末，門頭溝一帶依然流傳著我姥爺的傳說。以至於，十幾歲的母親去門頭溝拉練的時候，被一個陌生的老農叫住。這個穿著破夾襖、留著山羊鬍鬚的老人，在確認了我母親就是“小岳”後，遞給她一個紙包。
回到駐地，我的母親打開了層層報紙，看到了老人給她的饋贈，這讓她如今說起，依然興奮不已、熱淚盈眶。
那是一張冒著熱氣的大烙餅，裡面還夾著雞蛋。
她的美麗，只屬於過去那個時代
我的姥姥張春蘭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小腳老太太。
她的三寸金蓮，是童年時代的我最好奇的東西，五個腳趾中只有大拇指是立着的，剩下四個腳趾都蜷曲到腳底，腳心處有一道深深的凹陷。因為腿腳不便，我姥姥走路頗為緩慢，還扭扭捏捏。
在我的印象裡，姥姥似乎沒下過樓，除了洗衣、做飯、歸置房間，大部分時間就是坐著。即便她唯一的弟弟張錦青從老家來探親，也是坐在炕上，陪姐姐嘮家常。
對於一個留守兒童而言，親人來訪，是件頂開心的事情。
記得我放學走出校門看到姥爺，他要是告訴我舅姥爺和舅姥姥來了，我就像是聽到指令槍響的運動員，一溜煙兒地往家跑，准能看見高大的舅姥爺站在樓門口迎我。我開心地飛奔過去，卻不好意思沖到老人懷裡，羞澀地站住了。舅姥爺一把抱住我，高高地舉起來……
舅姥爺的身旁，站著他美麗的夫人李淑琴。在我童年的記憶裡，舅姥姥是我見過的最美的女人，雖然那時候她已經六十多歲了。
舅姥爺年輕時是門頭溝老峪溝公社的社長，後來當上鄉長，舅姥姥是公社的會計。據我媽說，在那個年代，如果時興“女神”這個詞，就一定指的是她的舅媽李淑琴。
照片前排為作者舅姥爺和舅姥姥。
我被舅姥姥的美麗驚呆，是在一個明朗的下午。那天，我放了學，氣喘吁吁地跑回家，看到舅姥姥正坐在電視機前，電視裡放映的是一部名叫《毛澤東和他的兒子》的電影，當時正演到毛主席得知大兒子岸英犧牲的消息，我看到舅姥姥的眼睛濕潤了。
她留著齊耳短髮，穿著樸素的毛背心，但一種柔美的氣質，從那秀氣的眉眼、晶瑩的淚花中湧出。她看到我呆呆地望著她，有些不好意思，抿嘴笑了。那笑容，與淚水一起，組合在美麗的臉龐上，使我分不清，到底是哭著微笑，還是笑著流淚。
很多年過去了，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美麗女性，無論是大家閨秀還是小家碧玉，是溫婉優雅還是高貴冷豔，是從容大氣還是可愛時尚……然而，沒有一種美，能和舅姥姥笑中帶淚的美相提並論。舅姥姥的美，猶如經歷過刺骨嚴寒的梅花，只屬於過去的那個時代。
一個星期後，舅姥爺和舅姥姥要回老家去了。離開的那一天，姥爺姥姥會起得很早，四個老人坐在客廳，東拉西扯。
時間到了，姥爺陪著他們下樓，姥姥踮着一雙小腳，緊趕慢趕來到陽臺。她不喊“再見”，也不喊“保重”，只會一遍一遍地叫著“錦青、錦青啊……”
在姥姥的呼喊中，我突然意識到，這可能是老人們最後的相聚了。顯然，他們也沒有理由，陪著我到地老天荒……
而我還沒能完全弄清楚，他們到底是誰？
作者简介：
刘莉莉，80后北京女孩，跟所有北京人一样，心里装着地球。父母都是外交官，自小跟着大人走世界、看天下。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新华社，从事的是国际新闻报导，用另一种方式来关联天下。
转眼“入行”已是第九个年头，自认为未虚掷光阴，忠实地履行着新闻记录者、历史见证者和故事倾听者的职责。２０１０年９月作为记者被派往墨西哥新华社拉美总分社，踏上了《百年孤独》作者玛尔克斯笔下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大陆。
在拉美工作和生活期间，有机会到１５个国家采访、游历，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曾在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联合气候大会等国际会议和高端访谈中采访总统，也曾在毒枭出没的墨西哥城贫民窟与当地居民话家常，曾坐在地板上与环保主义者谈天说地，也曾到当地华侨家中做客，体味海外游子的冷暖……
丰富的采访经历使她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驻外两年，除了完成日常報道外，还为《环球》、《国际先驱导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等报刊撰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稿，将一个多姿多彩的拉美展现在读者面前。
２０１２年底结束任期回国，但心里依然眷恋着拉美的山山水水，工作之余，也为报刊撰写特稿和专栏，并为央广“中国之声”担任特约评论员。如今在《亚太日报》开设专栏《山外青山》，希望利用这个新媒体聚合平台传递拉美及其他区域的文化讯息，讲述那些值得称道的历史和传奇，用自己的感悟，与读者构建心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