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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近来打算削减土地管理局用来照顾野马的预算经费。除了不付钱，特朗普还想解禁马匹的销售管制，这项管制禁止将美国马匹销售给为加拿大、墨西哥屠宰场提供货源的马肉商人。
马肉——它的粉丝们还给它取了个叫做“齐瓦莱”（chevaline，食用马肉之意）的名字——看起来跟牛肉很像，但颜色偏暗，口感较糙、脂肪发黄。据说马肉的营养很丰富，含有和养殖鲑鱼等量的 omega-3 脂肪酸，并且铁元素含量是牛排的两倍。但是在美国，马肉一直隐蔽在牛肉的阴影之中。马肉的供给和需求都很不稳定，而且管制最为松散。由于价格便宜，又接近牛肉，因此马肉可以轻而易举地混入各种香肠和肉馅中。爱马人士是这个产业的坚定反对者。
野马群的管理是个复杂事项，这可能会给特朗普带来麻烦。而马肉给美国政治家添麻烦的历史，也已经相当久远了。
马起源于北美。当全球气候在更新世时期变冷时，它们离开，去了欧亚大陆，却不料几千年后，又随着征服者一起回归了。古时的中东禁食马肉，可能因为人们将马与“伙伴、尊贵、战争”联系在一起。《旧约·利未记》中就有关于马肉的规定。教皇格里高利三世（Pope Gregory III）曾在公元732年颁布禁食马肉的命令，因为马肉是“不洁和可憎”的异教肉食。当屠夫形成行会之后，他们也自觉将自己与屠马者区分开来——后者从事的是将衰老马匹肢解成不洁肉块的工作。16世纪时，那些敢于吃马肉的嗜马者，在法国会被判处极刑。
然而，到了19世纪，在启蒙理性、拿破仑战争以及城市生产用马数量激增的共同作用下，欧洲国家开始尝试处理马肉。禁忌逐渐被打破。马匹会在特定的地点被屠宰，马肉在单独的肉店出售，但马肉被边缘化的痕迹仍然保留着。英国人就一直拒绝吃马肉，或许因为他们从国内可以得到足够的红肉资源。
美国人同样也不需要马肉。一方面，清教徒们从欧洲带来了禁食马肉的传统，这是从前基督时代就继承而来的。另一方面，1700年代的新大陆并不缺少肉食。由于战时的剩余资源以及西部牧场的涌入，美国内战也带来了牛肉价格的下降。肉类加工行业的种种创新，比如火车运输、包装车间和制冷技术，进一步丰腴了肉类供应。牛肉价格的周期性上涨，还不足以让美国人把马肉端到盘子里当替代品。
并且，吃马肉太不美国了。19世纪时的美国报纸，充满了描写旧大陆残忍嗜马者的报道。在这些叙述中，马肉是贫穷、战争、社会崩溃以及革命的专属物——这些全都是新移民已经逃离的东西。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分食马尸；凶恶的法国人在围攻巴黎的时候啃咬拉车的马；贫穷的柏林人爱喝马肉汤。
但是到了1890年代，美国也尴尬地诞生了马肉产业。随着电动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出现，马匹作为交通工具的时代落下帷幕。美国企业主提出把这些“下岗”的马制成罐头，卖到旧大陆，并支付高额债券，保证不在国内销售马肉制品。但是欧洲有着更高的行业标准，不愿意接受美国肉制品对本土市场的入侵。美国对监管的逃避引起了食物中毒和恐慌。当法德两国的领事造访芝加哥一家有向欧洲贩卖病马肉嫌疑的屠宰场时，还有人试图陷害此前已经做过干预的美国农业部长。1896年，新产业的发展步履蹒跚：比利时禁止美国马肉进口，芝加哥则有市民在不知情中吃了掺有马肉的食物的传言。马肉的价格一落千丈，甚至被人拿去喂鸡，因为连玉米的价格都比马肉高。
1899年，马肉陷入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食品丑闻之一：臭名昭著的“牛肉法庭”。这一法庭旨在调查美西战争中奋战的士兵被自己腌的肉毒死的情况。许多人错误地以为，那些被污染的牛肉是马肉假冒的。美国马肉产业的第一个十年血本无归，并且因管理不善而使国家名誉蒙羞。1906年新出台的《洁净食物法案》也不能一夜之间扭转现有局面。
一战时，当牛肉价格随着罐头商的大量海外出口而上涨时，美国人终于发现了马肉排。1919年，国会终于被说动。尽管战争一结束，海外的牛肉就纷纷回国，大部分国民也放弃了马肉，国会还是同意授权农业部为美产马肉进行质检和标识。
战争的结束意味着，西部战线对马肉的需求再一次下降。经销商菲利普·查普尔（Philip Chappel）想出了对策：建立Ken-L-Ration，美国首家商业狗粮罐头厂。他的成功或许招致了首起以动物解放为名的直接反应：一个名叫弗兰克·利茨的矿工两次试图炸毁位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的包装厂。
二战食物短缺的时期，马肉再一次找到了登上美国人餐桌的路途，然而战后的销量锐减却再次发生。“马肉”变成了一种政治辱骂。“你不想别人把你的管理看做‘马肉管理’对吧？”前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这么要求他的继任者威廉·奥德怀尔（William O’Dwyer）。在1948年“牛排选举”前夕的食物短缺中，杜鲁门总统还曾被共和党人取了个“马肉哈里”的绰号。1951年时，记者们问道：“我们会迎来一届马肉国会么？他们会不会把灰色母马放在人们的餐桌上？”当1952年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竞选总统时，就曾因为在任伊利诺伊州长期间闹出过黑手党骗局，而被人讥笑为“马肉阿德莱”。
尽管生产用马匹在1970年代时已经绝迹，野马也受到了联邦保护，然而由于闲置马匹数量增长太快，另一波屠马大潮迅疾来临。1973年的石油危机抬升了牛肉价格，马肉的销量也应声上涨。抗议者们骑马围堵商店，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保罗·S·施韦克（Paul S. Schweiker）提出了一项禁止针对人类消费出售马肉的提案。
泡沫再一次破裂。竞争带来了牛肉价格的下降。就算是美国穷人也不会去买那些“穷人肉”，所以美国制造商继续向欧洲和亚洲出口马肉。政治家们开始施压。1980年代初期，蒙大拿州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指责海军部队从小卖部中移除马肉。剩下为数不多的马肉包装厂，在一场降低福利标准的市场挤压中也纷纷倒闭。在恶劣的条件下，患病、受伤、虚弱的马匹被运往偏远的地点悄悄屠宰。
1997年，《洛杉矶时报》揭露了一则秘闻：90%的野马被农业部从牧场上运走，以贩肉的目的卖给私人。报道中甚至还点出了一家名为“凯沃韦斯特”的屠马场。该屠马场在7月时被“动物解放阵线”组织以保护野马之名烧毁。组织中的责任者被以从事恐怖主义行为的罪名审讯，但凯沃韦斯特再未能重建。非暴力活动者也在对马肉经营者施压，加利福尼亚就禁止了马肉的运输和销售。
此后几年，活动家和政治家们一直致力于关闭剩下的屠马场。2006年9月初，《马匹屠宰预防法案》获得通过，共和党人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称马肉行业是“现今美国正在发生的最不人道、野蛮和卑劣的行径之一”。马匹屠宰并未被定为非法行为，但是马肉的联邦和商业检验基金会都被关停了，这有效地打击了这一行业。
同时，在德克萨斯州的考夫曼市，人们还动员起来抵制一家位于郊区的，比利时所有的屠马场，他们不光不交税，还往下水道里排放污血。这家工厂和沃思堡的另一家厂子都被关停。在伊利诺伊州的迪卡市，一家仅存的美国马肉厂在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焚毁。厂主被责令不准重建，因为伊利诺伊州又通过了一份禁止马肉产业的法案。马匹屠宰业在美国大地销声匿迹，至少作为食物用途是不会再有了。即便如此，美国的马匹还是被长途运输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屠宰场宰杀。
2009年的金融危机给马匹产业带来了重创。一些支持马匹屠宰的游说团体，以美国审计局2011年的一份研究为背书，认为美国的马匹正在遭受痛苦：因为养马人不再能通过卖马肉赚钱，因此就不再愿意花钱照顾马匹。像“联邦驭马人”这样的组织，甚至借用了茶党的诡辩术，把动物福利机构与纳粹类比。反对者指出，这些糟糕的文件恰恰意味着许多被屠宰的马匹都被喂食过药物，而这些药是应该被排除在食品产业链之外的。当奥巴马签署了一项解除检疫机构设立限制的法令时，全美马肉产业的挺-怼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有人开始重新筹备屠宰场，而一个又一个城镇做出了拒绝。2014年奥巴马政府的预算再次否决了马肉产业复兴的可能性。而同时，偷运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秘密屠马产业还在继续。
而今，当特朗普准备把恢复屠马业当做一项省钱措施时，令人熟悉的各种马肉产业攻防战又再次上演。牧区已经“马”满为患，动物福利信息已经从政府官网上消失，甚至有传言说，管理层正在责令美国审计局展开另一项研究，以考察建立屠马行业可以获得的收益。
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检疫机构，重生的马肉产业可能又会再次凋敝。欧洲已经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美国货源出口产品产生了怀疑，这让马肉的利润进一步受挫。
始终被边缘化、永远处在不稳定中，这种“穷人肉”的包装销售产业链，在美国可能会经历又一次泡沫和崩溃。如果是这样，那么特朗普或许会发现自己又催生了一个政治新词：马肉唐尼（Horse-Meat Donny）。
（来源：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