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學者：台灣中華姓氏文化烙印著對祖國的認同

新華社高雄６月２２日電（記者陳君）“日據時期，台灣的中華姓氏文化令日本殖民統治者心寒不已。”談及７０多年前那段漸漸被遺忘的歷史，世新大學助理教授戚嘉林語調激昂：“當時的日本當局曾經強迫台灣民眾使用日式姓名，刻意要切斷中華姓氏與祖國大陸的聯結。”

第六屆海峽百姓論壇主辦的“姓氏與中華傳統文化講座”２１日下午在高雄師範大學舉行。這是兩岸姓氏文化領域的專家學者首次在高校向台灣年輕學子傳授姓氏文化。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長盧美松、福州大學教授蘇文菁等４位學者圍繞姓氏文化與血緣認同、閩商的歷史貢獻與現實意義、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等課題侃侃而談。

戚嘉林教授通過大量老照片、地圖和文獻資料，向台下２００多名高雄、屏東地區的年輕學子講述台灣人姓氏與祖國認同間割不斷的血脈關係。他說：“日據時期，台灣民眾極力抗拒改名運動，足可證明中華姓氏文化烙印著對祖國的認同。”

台灣民眾與大陸一樣，以姓氏血緣為基礎，傳承中華文化追懷祖先的美德，家中正廳多供奉銘刻家族姓氏祖籍堂號於神主牌位，墓碑記載亦然，以示永志不忘祖德。

戚嘉林說，清朝年間遷入台灣的中國移民大多沒有妻兒家室，隻身在臺，只有靠同姓守望相助。同姓移民往往集資在台灣各地興建祠堂，凝聚宗親的向心與認同。在台灣，許多姓氏宗親聚居，甚至出現冠以姓氏的村落，例如陳厝莊、田厝莊等。

台灣先民渡臺之初，多未帶族譜同行。等到事業有成，他們大多會返回大陸故土抄錄族譜或修繕祖塋，清嘉慶之後，此風尤盛。即使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間還是流行返回原鄉拜謁宗祠，抄寫族譜。

戚嘉林認為，中國人的族譜除了聯繫其與先祖的綿延血緣關係，維繫家族成員的宗親關係，聯繫與原鄉的同宗家族關係，甚至跨越省籍與外省同宗聯結，進而孕育強烈的國族認同。

日據時期，１９３７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裏，島內就發生７０多件反日事件。日本警憲秘密蒐集的台灣輿情顯示，許多台灣民眾言談中都很自然地視祖國是中國，這令日本殖民當局觸目驚心。

為了切斷台灣人中華姓氏與祖國故土的聯結，日本殖民當局千方百計同化台灣人使之成為日本人。他們發動“皇民化運動”，其中更改台灣人姓名運動就是其中重要的環節。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１日，日本政府從這一天開始要求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

面對殖民當局的重重壓力，台灣人極力抗拒更改姓名運動。比如１９４１年１月，台北呂氏宗親舉行懇親會商討更改日式姓名事宜，決定將呂姓改為“宮本”，因為“宮”字下部即為“呂”字，以示不忘姓氏源來。其他如黃姓改為“廣田”或“橫山”、江姓改為“江元”等。

此外，也有以祖先堂號充作姓氏者，例如吳姓改為“延陵”、陳姓改為“穎川”，黃姓改為“江夏”、張姓改為“清河”。

即使在日人的大力推動下，還是有不少台灣精英人士堅決拒改姓名，改用日姓者也大多遭人白眼，例如在鄉下更改日式姓名者往往受到全村人的譏笑。因此，截至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底，台灣人更改姓名者合計共１２萬６千多人，僅佔當時台灣總人口的２．１％。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台灣回歸祖國懷抱，台灣人立刻回歸祖先的中國姓氏。對於光復後台灣又回到中國化的社會，日本人寺奧德三郎感嘆：“日本開拓五十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間化為昨日之夢。”

戚嘉林說，台灣社會族群多元化，是在我們中華民族大家庭下的社會族群多元化。在現在兩岸交流的大時代，我們中國人的姓氏文化，不但是慎終追遠的美德，體現兩岸姓氏根脈相連，血源相連，也是形塑凝聚兩岸國族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不僅是‘兩岸一家親’，我們兩岸原本就是一個國家，四百年融合已經將我們化為血脈同源的中國人，將我們融入成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年逾六旬的戚嘉林說，“我們應珍惜我們追懷祖先的中華姓氏文化，恢復我們台灣父祖輩的祖國認同，共圓兩岸統一、盛世中華的中國夢。”

第六屆“海峽百姓論壇”２２日在高雄舉行，論壇為兩岸搭建開展宗親族姓參與的大交流平臺，“姓氏與中華傳統文化講座”即是其重要活動之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