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升级版”联合国,中国要做积极推动者

亚太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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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网举办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线上金台沙龙。谈到联合国的改革进程以及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时,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贵洪表示,未来联合国应从使命和工作两个维度着手改革,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可以扮演积极推动者和重要引导者的角色。

以下是张贵洪发言摘编:

恐怖主义、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进入新世纪后的联合国正面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然而,联合国的现有机制和议程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今年联大相关纪念活动的主题是“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需要的联合国”,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重大课题。面对新冠疫情和未来可能更大更多的全球性挑战,世界需要一个升级版的联合国。

中国是联合国会费和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出资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中国是多边主义的最重要支柱”。在联合国的变革和升级中,中国要做积极的推动者,发挥引导性作用。

联合国升级有两大方向

联合国要通过变革实现转型和升级,至少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联合国使命应从维护和平转变为应对全球问题。成立联合国的“初心”是维护和平,防止战争。设立安理会、实行大国一致原则、实施维和行动、推动防扩散和核裁军等等,都是为了避免冲突的发生、升级和蔓延,防止大规模战争。冷战结束后,冲突和战争主要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世界规模战争的风险已经很低,而局部和地区的冲突并不会从根本上挑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现在,人类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贫困、流行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联合国的结构和功能虽然有所调整,以应对这些全球性问题。但这些调整是“修补”性的,而不是“变革”性的。

二是联合国工作应从国际合作转型为全球治理。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是“促成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国际合作的“主角”是主权国家,联合国更多地是扮演“平台”“机制”“舞台”这样的工具性角色。国际合作的含义也非常广泛,并不能体现联合国作为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优势。但在应对具有跨国性和非传统性等特点的全球性问题时,联合国可以发挥其主体性作用。在全球治理中,联合国的角色是独一无二的。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具有达成全球共识、形成全球规范、推进全球议程所需要的权威,而经社理事会及与其有工作关系的专门机构从事着各种专门性事务的“治理”工作。从国际安全合作和国际发展合作升级为全球安全治理和全球发展治理,是联合国变革和转型的方向。

中国要做联合国升级的推动者

习近平主席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说,“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联合国变革和转型升级中,中国可以成为联合国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引导者。

一是做联合国改革的推动者。改革是联合国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架构、发展系统和人权机构都开展了一些改革,但最重要的安理会改革陷入困境。中国支持联合国改革,但更要成为一个积极的推动者。托管理事会是联合国的六大宪章机构之一,但其职能已完成,处于“名存实亡”之中。人权是联合国的三大支柱之一,人权理事会能否从联大附属机构升级为独立的宪章机构,取代托管理事会,中国可以更主动地倡导和推动。

二是做全球治理的引导者。全球问题需要多方参与、合力解决,但正如习近平在联大发言中指出的,“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不做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但可以成为全球治理的引导者。中国在消除贫困、妇女赋权、南南合作、普及教育等问题和领域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可以转化为联合国的方案和议程分享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维和行动中体现的贡献和影响可以拓展到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领域,为全球安全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联合国不能成“新战场”

大国关系始终是联合国权威和效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联合国75年历史看,当大国之间能够协调一致时,联合国就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当大国之间发生冲突时,联合国就会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和舞台,其作用就往往被边缘化。

现在,美国挑起的对华战略竞争正在从双边扩大到多边和全球。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影响力的提升,美国有学者炮制出“联合国成为中国的提线木偶”“中国特色的联合国”“中华人民联合国”等论调。美国一些议员和官员也提出要限制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要赢得竞争,维护美国在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

联合国是成为美对华战略竞争的“新战场”,还是利用全球治理的契机成为“缓冲带”,对两国关系和联合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考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要防止出现“新冷战”,世界承受不起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把全球分成两半。

有时,转变思路就有可能出现转机。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发言中12次点名指责中国,要联合国向中国追责。对这种错误论调,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拒绝。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最后说“只有当你照顾好人民的时候才能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一致的。在治国理政上,中美可以互相学习,并为联合国会员国做出“大的样子”。两国如果能在“我联合国人民”的共同价值上进行对话和合作,或许是走出危机的希望所在。

(来源: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