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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刁民想害朕”，这是句网络流行语，意指某些人总有些受迫害妄想症。现在看，口出“刁民”字眼的人，可能不只有受迫害妄想症，还有“仇视民众”症候群。
据多家媒体报道，10月16日，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一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受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政风行风热线》采访时，称“最近刁民太多了，也就是你们这些新闻媒体，支撑着他们这个(投诉行为)。”这遭到主持人艾阳当场回怼：“你这是在胡说八道吗？你这说的什么话？”“你相当于是个‘新闻发言人’”……
视频传出后，引发舆论哗然。万宁市万城镇党政办一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当地已介入调查，具体事情进展概不清楚，调查结果出来后，会统一发布。
就此事而言，尽管“后果”很严重，可“前因”尚不明晰：目前可知的，就是事情跟农村土地确权有关，至于这位镇干部为什么会说“刁民太多”，是否真的有村民借机滋事捣乱，还不得而知。
即便如此，“刁民”二字出自公职人员之口、出现在纠风政纪节目直播现场，都高度违和——“刁民”本就是污名化表达，也是非法治语言。给民众轻易扣上“刁民”的帽子，与依法行政语境下的权力谦抑要求明显不合：这样的贬损性措辞，已经超出了“负面评价”的范畴，变成了羞辱与攻讦。从公共角度讲，这也是用官民对立思维去截断二者间的互信关系，跟“干群鱼水生态”的内在要求相悖。
不可否认，基层治理中，确实会遇到某些不守规则、不讲道理的“胡搅蛮缠派”。对他们的言行，完全可以置于法治维度去打量，那样的话，就算是对其批评否定，也不会有太多争议。
但法律可以定性普通民众的言行是否合法，公职人员却没有定性“刁民”的权力。给民众贴“刁民”标签，反映的是个别人“官”念的滞后与话语体系的落后——当某些干部给民众“盖章”刁民时，他们其实预设了“你刁我对”的二元对立框架，秉持的也是“顺我者良民，逆我者刁民”的自我本位逻辑。这样“官意本位”的视角，很难不引发公众的反感。
事实上，这并非“刁民说”首次出现。早些年，山东鄄城县彭楼镇村民反映，当地上百名小学生因家长未缴纳集资款被赶出学校，当地镇教委主任就对媒体回应，这是“刁民栽赃”，教育局危房改造款只负责建教学楼，学校大门等由村民筹资，捐资纯属自愿、没有摊派，可“每个村民筹资85元”的通知文件也遭到曝光。
这里的“刁民”，与其说是无奈诉冤，不如说是“抑人扬己”的标签策略与甩锅手段。说是民“刁”，其实是个别官员的“权力观”颠倒。
近年来，随着“以人民为中心”价值取向的强化，“三种敬畏（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锚定的权力观渐次深入人心，“刁民说”几乎已很少现身。在此背景下，涉事镇干部称“刁民太多”，未免太刺耳。
称民众为“刁民”，跟法治理念相违，也与党风政风要求相悖。到头来，此事激起的主持人回怼、官方调查处理的“回响”，对某些人也不乏警示意义：身为干部，当端正“官念”，远离“刁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