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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剧，夯实养老金制度成了当务之急。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提交了一份《关于向“资产型”养老金制度过渡的提案》，提出建立资产型的养老金体系是应对老龄化这个“百年之虑”的“百年大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郑秉文表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各个方面将产生深刻、重大影响，养老金制度将首当其冲。我国养老金体系总体看是现收现付制占主导地位，下一代人要承受很大压力，因为老龄化导致劳动就业人口越来越少，而退休人口越来越多。
“面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养老金制度出现收不抵支是必然趋势。”郑秉文称，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20年中国的劳动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66.7%，到2050年将快速下降到51.2%，而老年人数量将从2019年18.1%快速提高到34.6%，高于美、英等发达国家。
2020年底出版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首次给出预测，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当期将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告耗尽。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未来中国养老金收支缺口将逐年扩大，例如，2040年是3.8万亿元，2050年将高达11.3万亿，2035至2050年各年收支缺口当期值简单加总竟高达87万亿，即使使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规定的2%贴现率贴现到2019年也高达52万亿元。
“换言之，2019年我国养老金支出占GDP的5%，到2050年将高达8.9%，届时将高于美国、英国等十几个国家，必将为财政和国民经济带来沉重拖累。”郑秉文说，上述预测显示，老龄化是我国本世纪的“百年之虑”，而夯实养老金制度是百年大计。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养老金改革，密集发布文件。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通过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相适应。
据新华社报道，2021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归纳起来，我理解，这些文件和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夯实养老金资产，即从负债型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郑秉文称，根据“艾伦条件”，社会平均工资与人口增长率之和（即生物收益率）大于利率时，养老金采取现收现付制更有效率，反之则应采取基金积累制。1979-2011年生物收益率高达14.6%，2012-2020年降至10.5%，但仍远远高于利率。
郑秉文指出，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预测，从“十四五”开始，生物收益率逐渐下降，2021-2035年为5.6%，2035-2050年3.6%，说明随着“十四五”期末有可能迎来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建立资产型养老金体系的条件将逐渐成熟。中央在这个历史节点提出夯实养老金，说明养老金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由资本红利予以递补。
郑秉文分析，资本红利创造奇迹不乏国际案例，如加拿大抓住历史机遇于1997年改革，根据其精算报告，从2025年到2100年养老金将连年收不抵支，但其庞大资产带来的投资收益使其收支连年盈余，到2100年基金规模竟将翻一番。再对标美国，美国是世界GDP大国，也是养老金大国，养老金资产占GDP的162%，而我国仅为11.7%。
为此，郑秉文建议，“十四五”期间向资产型养老金过渡的顶层设计应提到案头。首先是基本养老金要尽快引入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他认为，将企业缴费划出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以增强缴费激励性，这是做大第一支柱的根本支点。
“其次，是加快发展第二、三支柱养老金。第二支柱覆盖面和资产规模都很小，第三支柱正在试点，可忽略。”郑秉文建议，适时实施资本利得税，否则水位低的90万亿元居民储蓄不可能流向水位高的、个税递延的养老金账户。
郑秉文还建议，壮大全国社保基金。目前，该基金只够支付全国5个月的养老金，规模太小。他认为，在窗口关闭之前建立外汇型主权养老基金予以充实，并考虑扩大国资划转规模，中央层面完成的1.68万亿元划转看来杯水车薪。
“总之，建立资产型的养老金体系是应对老龄化这个‘百年之虑’的‘百年大计’。”郑秉文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