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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金君达】
近期美国刺杀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军事行动震动了中东乃至全世界，多处分析下来，特朗普政府的动机仍然是美国国内政治。通过击杀一位早在美国“恐怖分子”名单上的伊朗要员，特朗普极大地刺激了其票仓选民的民族主义神经；由于伊朗在近期的热点争端中表现相当克制，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可说是以较小代价获得了较大短期收益。
但特朗普的行动和相关言论也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抨击，在特朗普让美国上下突然面临伊斯兰世界报复风险后不久，以佩洛西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士立即起草法案限制美国总统的战争权，这也有可能是继前几天的弹劾案后美国党争的“新战场”。
但在笔者认为，除非美伊局势由于未可知因素持续升级，近期特朗普政府在中东的莽撞行为，并不会对美国政治带来太大冲击。
虽然特朗普已经表现出在战争决策中极大的个人风险，以佩洛西为代表的民主党很难对特朗普造成实质影响，这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几点特征决定的：
第一，美国是总统制国家，总统是国家象征；他在顶层政客圈子里的公众曝光度远高于其他政客，拥有煽动公众情绪和操纵议题的能力，即纽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所说的说服权力（power to persuade）；小布什在“九一一”后成功动员整个美国社会的参战情绪，不少民主党老人（如拜登）当年也多次站在小布什一边授权动武。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物，特朗普更是深谙炒作之道，通过发起新议题来转移视线、摆脱个人争议的手法可谓炉火纯青，当然不会将主动权交给民主党的议员们。虽然特朗普作为公众人物的形象争议极大，他目前的主要政敌佩洛西众议员、舒默参议员在美国民众中评价同样比较负面，被不少美国人视为只会内斗的“党棍”。一旦特朗普将伊朗局势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民族主义诉诸公众，任何民主党议员和公众人物很难在公众辩论中战胜总统。
第二，虽然特朗普本人的“专业素养”已经成为皇帝的新衣，美国社会普遍预期行政团队具有信息优势和专业知识，在处理棘手事件时能够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这导致总统团队在第一时间能够占据快速反应权、决定权（speed and decisiveness）两大优势。国会虽然具有立法权，却几乎不可能有效制止总统的冒险行为。
以佩洛西等人此次提出的限制议案为例，该议案针对的战争权力法案（War Powers Resolution of 1973）规定总统必须获得国会的书面授权才能发动战争，但也根据处置应急事件的实际需要为总统团队留了一些“后门”，例如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长度不得超过60天（另有30天撤离时限），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完成暗杀伊朗将军这类短期军事任务。
另外虽然法案规定总统动用武力应提前48小时告知国会，但总统方面可以用“这不是正式军事行动”为由搪塞。克林顿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时期的行动、奥巴马在利比亚的行动都招致质疑，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佩洛西目前的提案甚至没有对战争权力法案带来实质性影响，只是添加了一些限制特朗普的条款，即使这个提案也很可能被参议员占据多数的共和党阻挠。
第三，美国的对外意识形态总体偏向特朗普，这是由几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是美国媒体对伊朗的长期妖魔化宣传。苏莱曼尼将军长期在中东各路反美势力背后活动，早在美国的暗杀名单上，特朗普的军事行动天然会得到部分美国人支持。
其次是美国社会对共和党的安全政策传统上更加信任，目前共和党大多数政客站在特朗普一边，少数反对者则往往是出于个人恩怨。
再次是志愿兵役制（VAF）实施后，美国社会对军队专业性的高度认可，很少有政客或主流媒体直接批评军队；如果军方认为某项军事行动是必要的，美国社会不会在实质上影响军事行动决策。
基于以上几点，特朗普明面上是对苏莱曼尼将军进行先发制人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实质上是利用总统的行政权力引领议题，在与民主党的政治竞争中打出新牌，率先将佩洛西一军。伊朗目前的反应十分理性克制，如果伊朗没有进一步实质性行动，特朗普可以用“击毙恐怖分子”的名义吹嘘自身外交政绩。
如果局势升级，美国公民生命安全受到实质威胁，此类突发事件同样对特朗普有利：在1962古巴导弹危机、1979伊朗人质事件、2001年“9·11”事件后，时任总统的支持率均大幅上升（其中卡特最终因危机处置不当而失分），小布什的支持率在“9·11”后一度达到90%左右。美国目前经济形势较好，特别是失业率较低，特朗普希望通过经济和民族主义两张牌团结中下层铁杆选民，通过热烈的战时氛围动员特朗普支持者站出来投票。
2011年特朗普“神预言”奥巴马：总统为了连任会跟伊朗开战
那么民主党政客是否会在民族主义浪潮下向特朗普低头？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现实中的美伊局势。虽然特朗普上台以来始终对伊朗态度强硬，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在霍尔木兹海峡也不断施压，伊朗对西方国家却采取较为低调和开放的守势，即使在苏莱曼尼被暗杀后也仅仅是“中止”而非退出伊核协议。
在美军看来，伊朗近年来动作不断，与伊拉克、叙利亚的什叶派建立同盟，击落美国无人机，疑似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第三国油轮，苏莱曼尼将军更是与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反美势力关系密切，这些苗头都威胁到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然而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左翼人士和温和派看来，伊朗所谓“罪状”都不是对美国公民和本土的直接威胁，美国暗杀他国政要和别国攻击美国本土不可同一而语。苏莱曼尼被刺杀后，主流美国民调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虽然目前民调对总统选举的影响微乎其微，我们却可以看出特朗普并未获得“9·11”后小布什获得的全国性拥戴。
第二是美国两党目前的意识形态分裂。佩洛西是一位经历过民主党起起落落的资深政客，其成名风格就是攻击敌对党派总统，曾经与小布什等人展开骂战，与特朗普的政治斗争在前两年十分激烈。如果佩洛西在此时投降，不但不可能捞取任何个人政治资本，而且还会激怒对佩洛西推迟提交弹劾条款深表不满的民主党政客。
苏莱曼尼遇刺事件的时机也影响了民主党的妥协余地：目前民主党初选仍然呈现多头并进的阶段，整个团体呈现出左倾的态势。拜登昔日支持伊拉克战争的“黑历史”早就被人拿出来做文章，没有参选人愿意在自身位置不保的时候与共和党走的太近。在选民方面，美国左右派选民已经被高度动员，中期选举中两党的高投票率早已证明，无论美国有没有对伊朗动武，美国社会在2020年底都会有一场围绕着特朗普的大战，特朗普此次行动的影响应该说比较有限。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美国反对动武的左翼人士与原本就反对特朗普的身份政治活动家、少数族裔等共同批判总统，其形势更加接近越战而非前述几次“美国安全危机”，总统很难获得团结一致的支持。
第三是特朗普本人很可能没有把真正的军事动员纳入2020选举策略。特朗普本人缺乏合格政客的军事知识和外交经验，在真正处理军事冲突时可能重蹈卡特覆辙，在国内声誉扫地。他在前几年曾主动避免与伊朗直接冲突，甚至与博尔顿等强硬派交恶，很可能不想真的引发无法控制的美伊直接冲突。
当然，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报复”尚未完结，近期发生的误射客机事件也为中东局势增加了一些新的变数。然而中东地区向来充满各种定时炸弹，非政府组织的私下报复不太重要，该地区局势的关键仍然是作为主权国家的伊朗、伊拉克和美国如何处理当前危机。
只要伊朗方面延续目前的示弱态度，该事件在美国国内就难以引起太大波澜，近几日美国主流政治媒体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苏莱曼尼事件分散到国内政治；事实上即使在几天前，美国媒体的批评也更多体现在对特朗普错误言论、极端言论的抨击上，实质上还是两党竞争的体现。
对于伊朗而言，尽管损失一名重要指挥官，保持低姿态也符合其自身利益；美国自顾不暇、无法对其持续施压可能是较为理想的结果，通过军事报复豪赌对手妥协则是伊朗领导层（以及特朗普）未必愿意承受的高风险。随着新的国际热点持续发生，苏莱曼尼遇刺可能只是美国党争中的一个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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