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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勤
近日，一条“美国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的消息在中国各大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刷了屏，然而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媒体却反应冷淡。这种反差事实上体现出了联合国在两国民众精神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巨大差距。美国作为强权国家，自联合国建立伊始至今，鲜少买账；而整整二十世纪艰难地走向世界的中国则完全不同。
自一战后以“巴黎和会”为标志而建立的“国联”，到二战后建立了“联合国”，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边缘国家在国际组织中寻找位置的艰难历史。解放后的中国，从华约阵营的一员到与苏联分裂，渐渐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遗产转入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后的八、九十年代，联合国成为我们与国际接轨的符号性象征；即便到今日中国已在国际舞台上从边缘走向了核心，国民集体意识中依然把联合国视作维持国际正义的依托。
澎湃新闻对话了旅居美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教授，回顾中国自五四以来中国自精英到民众对联合国（及其前身“国联”）想象的变化，我们集体记忆中对联合国的想象，投射出了中国百年来的如何识别自身。
澎湃新闻：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消息昨晚一出来，就占据了中国各大媒体头条，在各种社交网络刷屏。因涉及巴以问题，在立足中东的相关媒体上也举足轻重。但据您观察，美国各大新闻平台似乎并未重视这一新闻？
王炎： 我基本保持每天早晚看美国三大电视网新闻节目的习惯，在CNN、MSNBC、福克斯上没有看到“美国退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报道，而特朗普推特上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倒炒上一天。这消息我是从国内微信群里看到的，在美国却没有卖点。美国公众对之如此冷淡，与中国民众热情之高涨相映成趣。这一热度落差反比新闻更值得回味。
我想起70年代童年的记忆。一位小伙伴天天看参考消息，然后与我们一帮孩子侃国际局势。他提问谁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大家一致公认是联合国秘书长。后来看到一些作家回忆录，说小时候也认为联合国秘书长乃世界之主。民间朴素的世界观，一方面看出中国当时的封闭，另一方面也窥见我们的“天下”一统的变种，把各国和各种有关无关的权力统统兑换到一个金字塔体系里，结果本来最无能力行使权力的人，却成了世界之主，因为他在象征性形式上高居金字塔之顶。
80年代，我第一次到纽约，在一个国内代表团里。团内所有人要看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而不是自由女神。车送我们到离联合国总部只两条街之外的地方，下车问当地人联合国在哪，没人知道。其实到如今，你在曼哈顿大街上问怎么去联合国，看有谁知道？但要问帝国大厦、华尔街或唐人街，无人不晓。其实俄国、或欧洲曾经的大国，对联合国这个组织也没有像中国人那么敬仰。这个心理大落差要回顾我们的历史才能理解。
澎湃新闻： 联合国成立于二战结束后，事实上联合国的前身“国联”正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而诞生的，也就是巴黎和会，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那么中国近代历史记忆上对这种国际组织最早的记忆是事实是它的“恃强凌弱”性。
王炎： 一战后，威尔逊总统提出“国联”这个概念，中国刚刚走向共和才几年时间，中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既有被西方列强欺凌的耻辱记忆，又希冀改变国体，摆脱愚昧，步入现代，跻身世界之林，不被“国际大家庭”排出门外。世界图景渐渐取代传统”天下“观。民国时期的精英知识分子将国际正义与走向世界，统统投射到“国联”这个平台上。而1919年巴黎和会上德国转手胶东半岛给日本，知识界一夜间从“公理战胜”，转向反帝反封。
其实，“国联”不过是西方强国的俱乐部，转让胶东就是强国博弈的一贯逻辑，与国联的浪漫理念——主权之外建立国际组织，实现永久和平无关。日本稍不顺心，国联不让它托管亚洲殖民地，就立刻退出“国联”，列强从没对国际组织抱有幻想。五四后中国知识界分化，但无论左翼还是自由派，仍对国际正义和世界组织充满期待。
国联的浪漫理想在二战后有启发出联合国的建立，但软弱的国际组织依然攥在美苏的手中。
巴黎和会
澎湃新闻： 即便是从未真正被联合国庇护，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入常”还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王炎： 新中国为恢复联合国席位，费尽一代领导人的心血，中国的精英对超国家的国际组织仍期待很高，希望联合国给世界带来正义与和平。但从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不能看出，联合国就是一个虚体、一个民间组织。强国摆布它，传统大国的国民也不把它当回事，对国际政治持现实主义态度。而第三世界国家越是遭遇不公正待遇，越对国际秩序和跨主权组织抱有道德性期许，阿拉伯、亚非拉很多国家，在出现危机时，希望联合国解决国际争端。但联合国很难主导国际社会，它靠主权国家的施舍，托钵乞食，无经济、军事实力，是依赖性的虚体。任何组织要想坐实，必须有硬实力。
联合国也有辉煌的一瞬间，一度有一定的实权。那是在冷战后，美苏两极的一极坍塌，华约分崩离析。国际秩序出现一时真空，联合国发挥了作用。九十年代初，对科索沃打击、对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国际审判等，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一度辉煌。但必须承认，这个组织的理念浪漫，很理想主义。而且，实际操作中，有一整套成熟、缜密和完善的工作原则，恪守与主权国家政府之间公平、公正的关系，能长期坚守这些原则，实在令人敬佩。但冷硬的现实政治，决定它很难有所作为，一旦尘埃落定，大国权力架构趋于稳定，它能发挥的作用变小。
澎湃新闻： 六七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世界隔绝，但是与苏联阵营的关系，以及在中苏交恶后与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交往十分密切，中国在世界图景中位置的不断变化，中国人对联合国的想象一直是一如既往的？
王炎： 的确，毛时代中国与西方北约阵营隔绝。从建国直到中苏交恶之前，我们的世界图景是华约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世界里曾一度是自足的。但中苏交恶到中美缓和，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对于西方、对于联合国态度出现转变程，政治精英推动了这一转变。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对联合国的想象，与“开放”和“国际接轨”密切相连，联合国在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的象征意义巨大。从社会主义阵营转向与西方接轨，当然不是与某个西方国家对接，必须用政治正确的官方话语，即在联合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是一个世界》歌曲的流行，以及后冷战淡化主权，让“联合国”、“地球村”主导自由主义文化，在心照不宣的应和中，联合国、特别是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大众文化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外交涵义。
澎湃新闻： 改革开放后，我们又开始进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社会。八十年代进来的那种“地球村”的想象，和民众对重新嵌入世界的渴望紧密相连，这也和五四时期的精神结构形成了参照。
王炎： 晚清有封闭、落后、挨打的记忆，新中国之初有被世界隔绝的经验，“走向世界”是中国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愿望。制度上与国际接轨，文化和思想上自我否定，这一五四传统为所有知识和政治精英共享，即使国共内战，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真正分歧。愿望一定要投射到具体的组织上，才觉得踏实。因此，无论民间还是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派出维和部队，在国民心中是很大的荣耀，只有参加联合国的行动，才算得到国际认可，只有国际认可，才算货真价实，自己宣传不作数。所以，联合国在国民心目中具有崇高象征意义，是“走向世界”地标。
澎湃新闻： 国际政治中的八十年代不同于文化界的“文化热”，当时中国人面对世界图景是：那个时候东欧在剧变之中，苏联还未解体，亚非拉不少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在国家建设之中。八十年代，联合国这个框架对于中国民众的象征，与我们第三世界的认同、社会主义世界的认同有什么联系吗？
王炎： 社会主义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遗产是国际主义，以阶级为价值核心的国际主义——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受压迫民族团结起来。这是中国到70年代早期之前的重要理念。中苏交恶、中国入联合国、中苏边境冲突，让这个理念发生变化。联合国框架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不是一回事。联合国的框架是二战后大国建立的国际秩序，比共产国际主义隐含了更多现实主义成分。
从尼克松访华到改革开放，中国渐渐从国际主义遗产转入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秩序。我们从支持亚非拉民族独立，转向大国博弈的国际政治逻辑，从1972年到80年代逐渐完成了这一个转型。后来越南、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国疏远，与中国角色的转变直接相关。世界也在七八十年代从激进走向保守，革命消解而进入后革命时代。这既是中国自身的转变，也是世界大势的变化。
澎湃新闻：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早就不再是“第三世界”时期要依托虚弱的国际正义来维护尊严了。
王炎：中国从边缘弱国在几十年内成为强国，崛起之迅猛，使大众文化观念落后于现实，文化没有赶上中国的地位。民间以联合国为正义代表维持国际秩序的美好愿望，与现实有一定落差。儿时想象联合国为世界之主，或仍留存在集体记忆中。大众文化是历史记忆的容器，新的现实进来，旧的观念慢慢蚀损。所以，美、俄心目中的联合国，与中国大众的认知才有这么大的差别。
政治是实力政治，中国实际上——而非完全在联合国框架内——已经扮演着大国角色。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念正深入到政界和大众文化之中。我们也许仍应看到联合国象征的积极意义，它给未来永久和平希望带来希望。我们这个重礼仪、讲场面的民族，也许永远对联合国情有独钟。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