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輕視世界“慢性病”

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世界？正確的答案是，這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都患上了長期慢性病。如下是這種“新常態的6種長期病症。

首先，需求不足。 “長期停滯背後的邏輯是，事實證明，在資產價格沒有快速上漲或者沒有特別積極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創造足夠的需求來吸納潛在的全球供應。

長期需求不足是一種全球現象。早在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很久之前就存在了。目前這種情況仍然存在，甚至正變得更糟。總體而言，受到危機衝擊的經濟體仍承受嚴重的債務壓力。與此同時，隨著公共或私營部門債務（往往是兩者同時）飆升，新興經濟體的政策迴旋餘地變小，尤其是包括中國在內。唯一可能的抵消因素是油價下跌，這將收入從儲蓄者轉移到支出者。這應會緩解需求不足，但只是暫時的。

儘管美國和英國的需求在增強（正如在經歷了多年積極的貨幣政策後，人們可能希望的那樣），但歐元區仍處於危險的低迷狀況。同時，日本仍未逃離通縮陷阱。

第二，生產率停滯不前。 自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高收入經濟體勞動生產率基本增速已從每年接近2%降至大大低於1%的水準。生產率增速處於低位往往既會抑制投資也會阻礙消費，因為未來預期收入下滑，從而加劇了需求不足的狀況。這還令不平等加劇產生更為嚴重的影響。然而，令人高興的是，這種狀況還可以由新興經濟體追趕富國的生產率來彌補。

第三，金融脆弱。 從一些角度來看，全球金融體系甚至比危機之前更加脆弱。西方世界銀行業體系的集中度甚至比以前還高。很多大型跨國銀行的杠杆率（資產與股東權益之比）大約為25比1，這勢必會令這些銀行變得脆弱。然而，有一股很強的將金融活動遷移到受到高度監管的全球金融體系核心之外的動機。新興市場企業通過發行美元計價債券融資也是引起人們擔心的一個源頭。

另外，資產負債表缺乏透明度的問題仍極為嚴重。在複雜的全球金融體系中，參與者理解資產負債表的能力卻受到限制。這往往會引發過於強烈的風險喜好與恐慌引發的避險情緒交替的週期。安全資產實際回報率處於低位往往會加劇這種風險喜好的強烈程度，也會加劇避險情緒的強烈程度。

第四，政治不穩。 不斷惡化的經濟表現以及不平等日益加深正造成巨大的政治壓力。到目前為止穩定的西方民主國家既出現了國內看法的巨大分歧，也顯現出對國內政治和商業精英的敵意。各國出現的一個共同因素是對外國人以及超國家政治計畫的敵意。例如，英國曾經是一個特別穩定的民主政體，如今已不再如此了（見圖表）。這種緊張對於歐元區尤其危險。

此外，隨著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壞賬出現以及廉價資金流入時代的終結，目前經濟車輪的轉向也會對政治脆弱的新興國家構成壓力。全球一些地區的特點是政府軟弱或者政府根本不存在。有時，政府從未真正發揮作用。有時，脆弱的專制制度已經垮臺，就像敘利亞那樣。不管是哪一種，缺乏秩序會招致幹預並導致混亂蔓延。

第五，地緣政治緊張。 我們正處在一個經濟相對實力迅速變遷的時代，最突出的是中國的崛起，還有歐美的相對衰落。中國變得強硬起來；俄羅斯正在追求收復領土；西方則小心謹慎。在這個世界裡，發生嚴重錯判的可能性長期現實存在。一年前，人們討論的是中日衝突。如今的話題是俄羅斯和西方的衝突。沒有人能夠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第六，挑戰重重。 這些承受壓力的政治體系面臨著巨大的國內外挑戰。其中包括全球公共品的供應，這包括保護開放的全球經濟、和平和全球公共利益。讓許多國家一起密切合作總是很難的。但其中一些挑戰尤為艱巨。應對氣候變化的難度最大。然而2014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一年。

這些病症是長期的，但並不危急。它們不會迅速或輕易治癒，但我們能夠應付。它們應該不會阻礙經濟繼續增長，尤其是在新興經濟體。但病症趨同過程正在經濟面臨壓力且政治脆弱的情況下出現。實際上，趨同性正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加大壓力。我們承受不起忽視所有這些難題的後果。相反，我們必須更努力地減少難題。（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 馬丁•沃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