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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要趁早”，张爱玲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如今，张爱玲几乎承载了当代流行文化对民国的言情式想象：她是早熟的高门才女，年少成名，多才多艺，晚年寓居国外，在孤独中终了此生。她的金句在网上的流行程度不亚于鲁迅，甚至有人无中生有，闹出许多笑话。但也有人认为，张爱玲之所以会被臆造附会，是因为她的作品充满一种情情爱爱的“小资”情调，没有“大格局”。
流行文化对张爱玲的想象距她本人到底有多远？这种想象如何限制了大众对其文学创作的理解？张爱玲笔下男男女女的爱恨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值此机会，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书评人止庵、作家张悦然进行了一场对谈。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窥见生前作为作家的张爱玲与身后作为“网红”的张爱玲有何不同。
活动现场 来源：新经典
文学天才不一定比普通人更聪明，但他们更能承受真相之重
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里讲述了自己儿童与少年时期被视为天才的种种表现，比如三岁背唐诗、七岁写小说弹钢琴等等。尽管她在散文后半部分所说的“待人接物的愚笨”和对“一部分生活艺术的领略”可能与文学天才的品性有更深的关联，今天人们在称论其天才时，大多还是对应到饱读诗书、画画弹琴，很符合现代小神童的标准。
张悦然认为，许多新媒体经常把张爱玲的《天才梦》当作是励志故事来讲，认为她会外语、自己设计封面，是个多面的励志女性，“我认为她主要的天赋在写作上，也没有必要夸大成现代人非得去学习的榜样。”
所谓写作的天赋，不是指文辞如何华丽、情节如何跌宕，而是说一个作家对自身、对人、对他们与世界关系的探索能走多远。在格非看来，与《尤利西斯》那样彻底颠覆观念的作品相比，张爱玲还算比较“温情”，她涉及到了一些所谓的真相，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或者不愿去正视的东西。格非认为，这些作家之所以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不是因为天才特别聪明，而是他们更能承受真相之重。“人没有太多能力承担真实，这个真实一直在，可是我们承担不了，所以我们发明了叫作文化的东西来保护自己，让所有的事都变得可以解释。但有时候，你会重新发现这种危险，有些作家会把这些东西突然呈现在你眼前。”同时，格非也强调，自己不太赞同过多地从天才的角度评价张爱玲：“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何以出现张爱玲这样一个孤绝的个体。”
聊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止庵表示，张爱玲的一生都被其时代所限制，是个“备受摧残的天才”。她一生辗转多地，因为时局的原因，作品发表很受限制，后来也历经中英文的转换。止庵认为，张爱玲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存活下来，大部分的才华都被浪费掉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其才华的“残余品”。
如何与自己的时代相处、保持距离，是许多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没有思考者能活在完美的黄金时代，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也并不那么特殊。另外，张悦然和止庵强调，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是她个人的一种选择，而非真正的“惨淡”。止庵补充了一个趣事，流行文化里的张爱玲从旧式贵族家庭走出，负担自己的生活，晚年在美国潦倒落魄，可张爱玲去世时，她还有30多万的美金存款，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后人没有必要给少年天才强加一个悲情的结局。
写战争革命还是写男女爱情，无关小说的高下之分
假若对天才的理解囿于技能式的弹琴画画写作，那么对爱情故事的解读也不见得能有多高明——尤其当作者是个旧式家庭里走出来的新女性。
对张爱玲小说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误读是，这些作品是写给醉心爱情的“小资”女性看的，缺乏“大格局”。张悦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首先指出，小说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和主题，与小说的高下之分没有什么关系，爱情只是张爱玲所用的素材。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在寻求活下来的凭借，爱情就是其中之一。前期人物的凭借可能比较世俗化，例如说白流苏的立身根本是抓住一段婚姻，曹七巧是想攥住蹉跎了半辈子赢得的家庭中的权力。到了创作的后期，这个凭借更精神化，比如《小团圆》里面的盛九莉以爱恨为立身之本，《色，戒》里的王佳芝从鸽子蛋样的戒指里确认了爱情的存在，她的卧底信仰也就此崩塌。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就曾说过：“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用格非的话来说，张爱玲即是用男女间的小事情来处理“个人与他者相互从属”的问题。他说道：“我属于一个他者的群体，他者也属于我的群体，我和一帮人形成特殊的关联。我的生命是否有价值需要，由他人来评判。你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得某种认定，你才知道自己生存是否有意义。今天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无比痛苦的事实，而且我们个人原子化生存的触目惊心，已经不是张爱玲那个时代能比的了。”张爱玲能在今天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于她对隐秘情感的揭示，仍然适用于这个人与他者关系越来越复杂和诡异的时代。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很明确地表达了她的审美取向。对她而言，讲斗争的“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壮烈里面有力无美，悲壮是“大红配大绿”，刺激有余，启发不足，唯有苍凉如“葱绿配桃红”，形成一种参差的对照，回味悠长。如止庵所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徒劳的，她不从斗争的角度去肯定他们的努力，而是从天的角度，冷眼看人间的徒劳无功，“在她的笔下，谁也膨胀不起来。”但这不意味着张爱玲全然否定人可以作为，只是说她给予的肯定不是以结果来论断的，爱情有没有善终、付出有没有回报，她并不关心。她所欣赏的，是人在虚无上建立起来的一点确信，力与美不可孤立存在，正如她自己所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