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张爱玲为励志的“技能满点天才”,和把她的作品理解为“小资”是同一种思路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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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要趁早”,张爱玲已经被谈论得太多了。如今,张爱玲几乎承载了当代流行文化对民国的言情式想象:她是早熟的高门才女,年少成名,多才多艺,晚年寓居国外,在孤独中终了此生。她的金句在网上的流行程度不亚于鲁迅,甚至有人无中生有,闹出许多笑话。但也有人认为,张爱玲之所以会被臆造附会,是因为她的作品充满一种情情爱爱的“小资”情调,没有“大格局”。

流行文化对张爱玲的想象距她本人到底有多远?这种想象如何限制了大众对其文学创作的理解?张爱玲笔下男男女女的爱恨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9月30日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值此机会,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书评人止庵、作家张悦然进行了一场对谈。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窥见生前作为作家的张爱玲与身后作为“网红”的张爱玲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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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天才不一定比普通人更聪明,但他们更能承受真相之重

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里讲述了自己儿童与少年时期被视为天才的种种表现,比如三岁背唐诗、七岁写小说弹钢琴等等。尽管她在散文后半部分所说的“待人接物的愚笨”和对“一部分生活艺术的领略”可能与文学天才的品性有更深的关联,今天人们在称论其天才时,大多还是对应到饱读诗书、画画弹琴,很符合现代小神童的标准。

张悦然认为,许多新媒体经常把张爱玲的《天才梦》当作是励志故事来讲,认为她会外语、自己设计封面,是个多面的励志女性,“我认为她主要的天赋在写作上,也没有必要夸大成现代人非得去学习的榜样。”

所谓写作的天赋,不是指文辞如何华丽、情节如何跌宕,而是说一个作家对自身、对人、对他们与世界关系的探索能走多远。在格非看来,与《尤利西斯》那样彻底颠覆观念的作品相比,张爱玲还算比较“温情”,她涉及到了一些所谓的真相,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或者不愿去正视的东西。格非认为,这些作家之所以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不是因为天才特别聪明,而是他们更能承受真相之重。“人没有太多能力承担真实,这个真实一直在,可是我们承担不了,所以我们发明了叫作文化的东西来保护自己,让所有的事都变得可以解释。但有时候,你会重新发现这种危险,有些作家会把这些东西突然呈现在你眼前。”同时,格非也强调,自己不太赞同过多地从天才的角度评价张爱玲:“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何以出现张爱玲这样一个孤绝的个体。”

聊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止庵表示,张爱玲的一生都被其时代所限制,是个“备受摧残的天才”。她一生辗转多地,因为时局的原因,作品发表很受限制,后来也历经中英文的转换。止庵认为,张爱玲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存活下来,大部分的才华都被浪费掉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其才华的“残余品”。

如何与自己的时代相处、保持距离,是许多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没有思考者能活在完美的黄金时代,在这一点上,张爱玲也并不那么特殊。另外,张悦然和止庵强调,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是她个人的一种选择,而非真正的“惨淡”。止庵补充了一个趣事,流行文化里的张爱玲从旧式贵族家庭走出,负担自己的生活,晚年在美国潦倒落魄,可张爱玲去世时,她还有30多万的美金存款,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后人没有必要给少年天才强加一个悲情的结局。

写战争革命还是写男女爱情,无关小说的高下之分

假若对天才的理解囿于技能式的弹琴画画写作,那么对爱情故事的解读也不见得能有多高明——尤其当作者是个旧式家庭里走出来的新女性。

对张爱玲小说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误读是,这些作品是写给醉心爱情的“小资”女性看的,缺乏“大格局”。张悦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首先指出,小说处理什么样的问题和主题,与小说的高下之分没有什么关系,爱情只是张爱玲所用的素材。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在寻求活下来的凭借,爱情就是其中之一。前期人物的凭借可能比较世俗化,例如说白流苏的立身根本是抓住一段婚姻,曹七巧是想攥住蹉跎了半辈子赢得的家庭中的权力。到了创作的后期,这个凭借更精神化,比如《小团圆》里面的盛九莉以爱恨为立身之本,《色,戒》里的王佳芝从鸽子蛋样的戒指里确认了爱情的存在,她的卧底信仰也就此崩塌。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就曾说过:“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用格非的话来说,张爱玲即是用男女间的小事情来处理“个人与他者相互从属”的问题。他说道:“我属于一个他者的群体,他者也属于我的群体,我和一帮人形成特殊的关联。我的生命是否有价值需要,由他人来评判。你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得某种认定,你才知道自己生存是否有意义。今天社会里面,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无比痛苦的事实,而且我们个人原子化生存的触目惊心,已经不是张爱玲那个时代能比的了。”张爱玲能在今天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于她对隐秘情感的揭示,仍然适用于这个人与他者关系越来越复杂和诡异的时代。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很明确地表达了她的审美取向。对她而言,讲斗争的“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壮烈里面有力无美,悲壮是“大红配大绿”,刺激有余,启发不足,唯有苍凉如“葱绿配桃红”,形成一种参差的对照,回味悠长。如止庵所说,张爱玲笔下的人物都是徒劳的,她不从斗争的角度去肯定他们的努力,而是从天的角度,冷眼看人间的徒劳无功,“在她的笔下,谁也膨胀不起来。”但这不意味着张爱玲全然否定人可以作为,只是说她给予的肯定不是以结果来论断的,爱情有没有善终、付出有没有回报,她并不关心。她所欣赏的,是人在虚无上建立起来的一点确信,力与美不可孤立存在,正如她自己所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