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
最近，世界各地的民众正难以置信地见证着发生在美国的一切——
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男子死亡，“我无法呼吸”的乞求传遍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创下悲剧性的记录，超过美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所有冲突中因军事战斗而死亡的人数；在最需要合作抗疫的关键时刻，美国宣布终止与世卫组织的关系……美国媒体刊文称，这些事件呈现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如何看待最近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事件？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美国问题专家袁鹏。
“我无法呼吸”是美国少数族裔在种族歧视下挣扎的真实写照
问：日前，46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街头被白人警察用膝盖压住颈部达七分钟之久，弗洛伊德一直乞求“我无法呼吸”，直至不省人事。此后美国各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袁鹏：在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事件屡见不鲜。这次之所以引发如此大规模抗议，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警察暴力执法的视频画面在网上传播，击中了弱势群体心中最脆弱的神经。弗洛伊德濒死前不断乞求“我无法呼吸”，成为美国少数族裔在种族偏见和歧视阴霾下喘息挣扎的真实写照；第二，10万多生命死于疫情，民众饱受痛苦、倍感压抑，借此事件表达情绪。纽约州州长科莫称，此次抗议浪潮同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力的不满难以分开。
引发这次抗议的深层原因，还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从美国内战到民权运动，黑人问题始终是美国最突出的种族问题，也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民权运动后，看似黑人的政治地位问题得到解决，但并没有解决社会地位的平等问题，各种歧视依然存在。2008年奥巴马胜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令美国黑人欢欣鼓舞。但奥巴马在解决种族问题上作为有限，令美国黑人多少有些失望。特朗普上台被视为“白人蓝领”的胜利，但他非但没有解决种族问题，反而通过废除奥巴马医保、美墨边境修墙等举措激化了种族矛盾。这次疫情，黑人死亡比例明显高于白人，穷人死亡比例明显高于富人。疫情期间美国没有爆发大规模抗议，不等于人们不愤怒，非洲裔男子惨死于白人警察膝下的事件，让积蓄已久的社会情绪迎来一次大爆发。虽然特朗普极力淡化，把它说成是一个地方性事件，诿过于民主党州政府，但其影响已辐射全美。
国内政治因素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罪魁祸首
问：最近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破10万，确诊人数突破170万，两个数字远超他国。作为世界上科学发达、医疗技术先进、医疗设施完备的国家，美国的防疫效果为何是这样？
袁鹏：面对疫情大考，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不仅不能领导世界应对危机，还辜负了自己的人民”。超过1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这是一波令人震惊的死亡浪潮。其惨象超过“9·11”事件，死亡人数超过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和。更加令人揪心的是，这场危机迄今为止仍没有缓和的迹象。
美国抗疫不力，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此次疫情暴发恰好赶上美国大选年，两党明显把疫情与选情挂钩。对于特朗普来说，他上任以来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好的，失业率减半，股市翻番，这一切成为他谋求连任的最大筹码。如果采取严格的防疫举措，势必重创美国经济，冲击华尔街股市，这是特朗普政府不愿见到的，所以疫情初期一直在救人和救市之间犹豫，甚至一度把救市摆在救人前面。后来疫情发展远超其想象，这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进一步措施。然而他的措施要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要么随意性太强，完全没有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章法。更要命的是，他指挥不了各州，民主党也要玩政治。双方都把选举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次要位置。国内政治因素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罪魁祸首。疫情会对接下来的总统选举造成多大影响，现在还不好说。但如果疫情导致经济衰退、股市下跌、失业率上升，势必对特朗普的选情造成冲击。所以在疫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他迫不及待地要复工复产，实际上又是为了选举。
“美国优先”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
问：从“断供”到扬言退出，疫情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世界卫生组织动作不断，不断抹黑别国。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袁鹏：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追求单边主义、漠视多边主义，追求自私自保、弱化全球责任，此前已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等。宣布退出世卫组织，再次凸显了其极端狭隘的自私自保，应该说不令人奇怪。但这次“退群”还有一个明显的政治考虑：对于抗疫不力的责任，光打中国不行，必须连同世卫组织一起打，才能成功“甩锅”。
疫情在全球泛滥，好比病毒这个“无形的敌人”在以特别的方式警醒各国：理顺全球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重新认识全球治理的极端重要性。但迄今为止的结果正好相反。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不积极推进全球化加强全球治理，反而怪罪全球化走得太远太深；不寻求国际合作解决医用物资短缺等问题，反而狭隘地推动所谓“脱钩”“回流”；不痛定思痛加强国际组织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从世卫组织撤资、退出，令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这只能让美国在国际上继续失分，包括德、法等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看不下去，很多欧洲国家都是多边主义的坚决捍卫者。
美国对华战略近年来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美国已经十分明确地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动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对华进行全方位遏制。而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性转变，不只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力量转移，更意在遏制中国发展模式对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冲击。一些美国政客耿耿于怀的，也正是中国制度对美国制度的深刻挑战。此次疫情应对过程中，中美两国表现的巨大反差进一步刺激美国一些政客打压中国制度。
五大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为两党恶斗
问：如何看待美国国内目前的政治形势？其背后反映出美国社会哪些深层次矛盾？
袁鹏：近20年来尤其是近5年来，美国已经变了，变得不仅外国人不认识，而且美国人自己也觉得陌生。比如曾经高呼“历史的终结”的知名学者福山，开始不断批评美国已经进入制度的“衰败”。究其根本，美国社会已经出现很深的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五大社会矛盾。
一是族裔矛盾。过去主要体现在黑人和白人之间，现在主线还是黑人和白人，但也延伸出白人和拉美裔、白人和非洲裔、白人和亚裔，以及少数族裔之间的矛盾。近些年来，由于少数族裔人口的上升速度超过白人人口，传统的美国白人愈发觉得这对自己是一大挑战。美国保守派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论述了“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种种“挑战”：墨西哥裔移民及拉美裔化，将使美国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不断萎缩，最终成为一个“拥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民族的国家”。族裔矛盾不解决，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的精神之根必然萎缩。
二是阶层矛盾。“占领华尔街”运动喊出“99%对1%”的口号，就是美国阶层矛盾激化的真实写照。不少美国人忧心忡忡于自己生活在一个社会流动性降低的时代。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切蒂的最新研究：美国社会的“绝对流动性”，即下一代比其父辈们收入高的几率，从几乎可以肯定的90%的水平，降到了抛硬币一样的50%的水平；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扩大；在美国几乎所有地方，黑人孩子向上爬的通道都更为艰难。过去那种靠白手起家也能当官发财的说教在美国越来越没人信了，教科书上讲的美国社会流动性似乎不管用了。
三是代际矛盾。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因利益诉求、成长经历、人生追求不同，也产生深刻的矛盾。青年人希望学费减免，中年人需要工作，老年人关注医保。青年人喜欢桑德斯，老年人喜欢拜登，中年人尤其是蓝领白人中年人倾向特朗普。
四是地域矛盾。“阳光带”“铁锈带”“冻土带”，不同地域之间也渐生隔阂。东西海岸各州拥抱全球化，内陆各州则多主张“美国优先”。美国50个州，大约40个州恒定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总统竞选的结果，最终由八九个摇摆州决定，“红州”“蓝州”日益固化、形成对峙。这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最鲜明体现。
五是性别矛盾。体现在男性与女性之间，美国妇女受到长期的、系统的、广泛的、制度性的歧视，各种公开的、隐蔽的性别歧视现象触目惊心。
五大社会矛盾不是平行存在，而是交织叠加的，在政治上集中体现为两党恶斗，以及联邦和州之间的不协调，进而导致美国政治极化“处在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时期”。兰德公司研究人员蒂莫西·希斯撰文称，“两党在很多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每个政党内约三分之一的选民认为另一党对国家的未来构成威胁”。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则表示，目前两党已“视同仇人”，美国政治已“超级极化”。此次疫情期间很多措施不能落地，跟这种极化政治有很大的关系，任谁也不好解决。
“美国生病，别国吃药”无助于其自身问题的解决
问：有美国媒体评论称：“曾经，美国带来的是希望的故事；但是近30年后，美国的故事陷入了困境。”对此你怎么看？
袁鹏：对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政治恶斗，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痛心疾首，呼吁进行改革。但这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选举制度的改革、利益集团的角力等等，一时间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精英希望通过向外部转移矛盾、树立敌人来迫使两党缓和对立情绪。但“美国生病，别国吃药”的策略，显然无助于其自身问题的解决。
纵观美国历史，独立战争后，美国国父们以宪法为基础的改革，奠定了美国的基本制度框架；内战之后，进行了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完成了美国的初步崛起，并且经由一战，确立其世界强国的地位；1929至1933年经济危机后，罗斯福新政确立现代福利资本主义的模式，此后经由二战，实现了从强国到西方霸主的转换；通过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不断强化其军事工业复合体，最终赢得冷战。美国的发展壮大乃至成为超级大国，一方面靠周期性的对外战争，一方面则靠阶段性的体制性改革。
冷战后，美国从“两极”变成“一超”，加之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其内外环境再次发生革命性变化，本应再一次推进深层次改革以顺应潮流。但这场原本应该开启的改革要么被克林顿时期表面的经济繁荣所掩盖，要么被小布什时期的反恐所耽误，迟迟没有展开，导致种种矛盾不断累积。终于，一个呼唤改革的年轻人奥巴马被美国人民推上历史舞台。但奥巴马空有改革的理想，缺乏改革的基础，仅仅进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深层次的改革依然没有展开。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迎来一个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特朗普。特朗普真的是在“改革”，但他是以一种颠覆性的方式打乱美国的既有体制，打乱美国跟世界的关系，打乱传统价值。“治大国如烹小鲜”，特朗普则在“翻烧饼”。美国看似经济繁荣，股市高涨，失业率降低。然而这不是靠结构性改革实现的，而是靠美国霸权的老本支撑起来的，结果可能是坐吃山空、饮鸩止渴。
美国的经济结构、选举制度、社会结构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美国要实现真正的转型，还必须经历一段时间的阵痛，对内要对两党制度、政治极化的现象进行深层次改革，对外要勇于拥抱全球化、信息化的潮流，而不是背道而驰。
（原题为《政治博弈下的美国乱象 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