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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 美债利率快速上行引发市场关注。近日，第23期浦山讲坛“美国通胀预期与全球金融市场”的讨论中，与会专家认为，在美国新一轮的刺激计划影响下，通胀预期上升及美债利率上涨对全球市场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他们认为，要高度关注美债利率的走势及通胀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
与会专家指出，我国的宏观政策不宜过早收缩。应在货币政策上留有空间，让私人部门在支持经济增长上发挥作用，没必要着急去“正常化”。在考虑货币政策重新回归“正常化”的时候，也需要对很多不确定性予以高度关注，货币政策应维护市场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美债利率现极速上行引发市场震动
近期，10年期美债收益率快速上升引发关注，全球股市及金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拜登政府1.9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就是导致美债利率上行的主要原因？
“美债此轮刺激政策是直接催化剂。”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认为，此次美债利率上升速度极快，短期触发跨资产波动，背后原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宽松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较大。
实际上，从疫情以来，美国已经已经前后推出了规模共计大约5.9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如此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大约将美国的赤字率推高30个基点左右，这是历史罕见的现象。
“大规模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对经济增长修复起到积极作用，即美国PMI修复明显强于其他国家。”黄海洲表示，这可以避免美国包括居民、企业、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进而避免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也可以避免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为美国经济复苏打下基础。
不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则认为，从长端收益率的快速上升来看，并非美债的独立现象，今年1月起，多国的长端收益率就已经进入上行通道，相比之下，美债收益率的上升幅度比较小。而全球股市也均出现了较大回调，但主要集中在2020年上涨较多的板块和地区。
“这意味着股市震动与拜登政府的1.9万亿刺激之间的关系被夸大了。”高善文表示，其他国家债券和股市的这种调整的格局，实际上是比较难于直接和快速归结于拜登的1.9万亿的刺激。
重阳投资总裁王庆则认为，美债利率近期上升的主要原因不是通胀预期上升，而是实际利率上升。“实际利率期限利差的上升，意味着未来的实际利率会比现在更高。”
在王庆看来，实体经济的改善，资本回报率的上升是实际利率上升的“慢变量”，而对债券的实际需求和实际供给之间出现错配则是实际利率的“快变量”。
长期看通胀和利率难以大幅走高
高善文认为，当下如铜、石油等大宗商品指数出现了快速的上涨，而由通货膨胀保值债券（T IPS）利率剥离出来的美国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已经显著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
“与此前不同的是，新冠疫情没有导致劳动力的大幅下降，但可能对会降低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存量，这意味着疫情结束后，全球制造品价格的中枢会出现上行。”高善文认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通胀预期会被抬高。
高善文表示，当下美国疫苗接种的进展，让市场对短期经济复苏变得十分乐观，这有助于刺激长期利率的上涨。而对经济复苏比较乐观，会进一步刺激商品价格的上升，并刺激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上升。
黄海洲认为，美债中期利率和通胀预期还会走高，通胀的高点可能会出现在5月份。而从10年期美债利率来看，已经突破了第一个目标1.5%，第二个目标是1.8%到2%，这一水平可能在年底能够达到。
不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认为，未来长端利率和通胀的走势，长期来看难以走高。她认为，是在基本面还在改善向好的时候，单纯的利率抬升不大会扭转经济的中期趋势。
我国宏观政策不宜过早收缩
在全球量化宽松仍在持续的背景下，与会嘉宾直言，我国的宏观政策不宜过早收缩。
CF40资深研究员张斌认为，经济指标距离经济运行正常化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潜在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因此宏观政策不宜过早收缩。“应该在货币政策上多留一些空间，让私人部门更多发挥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必要急着正常化。”
张晓慧也持类似的观点。她指出，以“稳”为大方向的货币政策是需要同时兼顾增长、通胀、楼市、金融风险等等因素的，所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考虑货币政策重新回归正常化的时候，需要对很多不确定性予以高度关注，货币政策应维护市场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张晓慧同时指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实际上是由公开市场操作这样的传统利率调控手段和预期管理共同构成的，他们共同影响利率的变化，应相互促进，从而大大提高货币调控的有效性。
通胀及美债攀升给中国带来机遇
此次美国推出天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为全世界创造了巨大的流动性。这个巨大的流动性实际上使得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面临着流动性泛滥的问题。
对此黄海洲认为，通胀短期内会有一定上行，但长期看问题不大。如果上涨是长期缓慢的过程，对全球经济反而是好事。他认为，应该抓住全球流动性宽松的机遇，利用人民币资产进入结构性升值区间，大力推动“双资本”的改革开放。
黄海洲表示，“双资本”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项目下的开放，和国内资本市场的做大做强。利用此机会，发展需要的对冲工具，防止未来大量外资进入推高股指和汇率后过早离开，防范“热钱”快进快出产生的负面影响。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认为，当下在全球货币格局相互角力的过程中，人民币以及货币政策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这就要求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进一步提速，并且要稳定人民币资产价格中枢。
“我国正在走向全面可兑换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资产如果没有合理的价格中枢，会使得整个人民币资产的评估发生严重坍塌。”刘珺表示，研究我国的利率和货币政策与美元利率跟主要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量化关系的工作一定要启动，要有盯住美元相关主要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