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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感”如何让时尚产业中可持续发展任务解决得越来越慢？
英国伦敦——时装设计师面对外界指责其破坏生态环境通常有三种回应：一、否认并辩解；二、因内疚而畏缩不前；三、成为问题解决主体的一部分。我个人更赞成第三种做法……
面对环境问题的质疑，我们本能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不可能，科学家肯定搞错了。而且就算是真的，也不关我事吧”。这种新闻往往让我们难以消化，需要极大的心态调整，向从前依赖并奉为真理的理念发起极大挑战。到了第二步，当我们有机会去理解并接受事实，调整我们的世界观来进行适应时，往往会产生内疚与羞愧感。而这样的反应也是完全正常的。结合了新事实与旧的世界观，我们能够重新看待自身实践，暴露出技能与知识完备、满足与骄傲掩盖下的无知、匮乏与忽视。尽管此时感到羞耻似乎很正常，但这个时刻也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最好的情况是，羞耻感转化为行动（即前述选项中的第三种方式）；最坏的情况是，旧习惯被延长，甚至逆转回到第一阶段——否认。
那么，羞耻感要如何转化为行动，甚至最终转化为其对立面的“骄傲”呢？让我们暂停在那个羞愧的时刻，找寻我们可以实现转变的道路。
国际制衣女工联会（ILGWU）的胸衣制衣工游行
羞愧感，并不一定能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在感到羞愧时，常常会有被逼上绝境和愤怒之感，做出防御性举动，或将他人作为责怪的标靶。与时装设计师进行非正式与正式讨论时，我得到了一系列不推进环保的解释：“我们公司太大了”、“我们公司还太小”、“我在这方面接受教育不够”、“实际上这是买手/化学家/供应商/立法者的责任吧”……
我针对时尚与可持续性整合方面进行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最终能羞愧转化为行动到底需要什么的一些结论。这意味着个体在面对可持续发展需要时，想要一开始就产出积极得结果，最重要的因素即是扮演中间人角色的经验。更有利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是立即采取行动（比如在洗衣过程中调低水温，洗涤环节在时尚对环境影响发挥重要作用）——就算以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式，都比仅是增进了解、理解个人在大局中扮演的角色、提升对可持续发展工作价值或重要性的理解更有力。很自然地，所有这些因素在变革过程中都很可取，彼此之间也相互支持，但中间人的经验依旧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时尚体系内推进可持续发展
同样地，根据我的研究，在第二个阶段，即感到羞愧不安而停步不前，与无法构想出推进时尚的建设性方式有很大关系。在环境改善史上，“时尚”与“可持续发展”始终被构建为“死对头”般不可相提并论的二者。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数个层面，包括语言描述（“求质” vs. “求量”、过程趋于简化）、经验（“奢侈” vs. “节俭”），当然还有美学（其中变化有很多种，但因19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环保时尚尝试，对二者分别为“精致” vs. “老土”的刻板印象还持续至今）。
如前所述，过去10年在实际净化流程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更为环保的时尚在表达上也更加多样化。然而，在更深层动机与时尚行为上进行可持续性整合还很不足。迄今为止发生的这些变化，显而易见。
规模更大的大众市场企业发挥了带头作用，比如制定行为准则、整合采用有机棉花；但同时，我们却少有听到高端时装公司参与可持续发展。
主要的改进仍旧停留在过程与产品本身，消除有害物质、过程和材料并找出替代方案成为主导战略。
总而言之，时尚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虽然越来越存在广泛，也越来越明显，但尚未冲击时尚产业的核心与制度。这也能理解，因为要对此认真进行深刻讨论看起来就很吓人：这将矛头直指时尚产业的速度和规模，将商业模式放在放大镜下进行审查。
然而，可能更吓人的问题是，如果时尚的魅力脱离了高度丰富的物质前提，那么这种怀疑不仅会潜入企业商业层面，还会直指我们对时尚的爱——如果时尚真的和他们说的那样肤浅呢？因此，在感到羞愧时，选择行动或许会伴随着深深的恐惧。更严重的是，这样的恐惧不仅会阻挡更大的变化，考虑到环境难题需要解决的迫切程度，这也能阻止时尚从业者（也包括对时尚很感兴趣的用户）完全投入重塑时尚产业核心的参与之中——而这可能正是最令人兴奋的机会。
至此，我们论证了羞愧感在阻止可持续进展上起到了不好的作用。而更可能的是，这样的“羞愧”还得加上时尚产业无法即刻自行审视的“恐惧”——即时尚确实没什么光明未来了。但我同时还想指出，由于羞愧而不作为，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这对时尚设计师来说是更为熟悉甚至更舒服的状态，以至于羞愧或许本来就是时尚建构的一部分。
国际制衣女工联会约在1940年时罢工游行照片
“耻辱”，作为时尚建构的一部分
羞耻在时尚中的作用，似乎出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因外界将问题归咎于时尚本身而感到羞耻；二是因时尚本身感到羞耻。毫无疑问，对时尚产品制造商与用户来说，在可持续实践中做得不够都可能成为羞耻的原因。但对时尚本身感到羞耻，在惊人的环境难题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UN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Child）之前就发生了。
用Barbara Vinken的话来说：“时尚声誉不怎么样。尽管作为社会和商业现象，时尚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功，但依旧被认为是肤浅、轻浮、虚荣的典范。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时尚的态度除了谴责抨击没有其它，充其量将其草率视为是一种保有距离的消遣。”
无数的文献与报告一直努力试图羞辱时装公司：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强化人们对身体不切实际理想，或简单地指责时尚放纵欲望。打从他们选择走上这条职业道路开始，时尚从业人员始终难以得到外界的严肃看待，也不乏对其轻浮的暗示或指责。
在这点上，时尚从业者如果不是直接习惯了这种羞耻感，至少也习惯了不受人待见，并会因此设计出相应策略在其生活作出区分，避免与其热爱的时尚发生直接冲突。选择时尚作为职业或主要兴趣，似乎总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如果不是耻辱的话——至少也得抑制内心发生的持续冲突。
在我的研究中，还涉及“工作地位高低”这个有趣主题。一方面，专业人士为其在时装领域的身份骄傲，为自己的创意与完美的时装提案喝彩；另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自身工作价值的不确定。事实上，根据我在时尚领域的个人经验与我的此次研究，时装设计师与其它业内人士甚至也帮助塑造了时装产业的肤浅的形象，比如半开玩笑的言谈举止（例：高呼“亲爱哒”的尖叫声）、将潮流研究等同于购物等等。时尚实践高度隐性的知识，以及缺乏可对诸如时装设计手法可广泛使用的正式框架，都能被论证为对时尚从业人士无力感甚至耻辱感经历作出了贡献。
但耻辱除了在时尚构建扮演“恶童”的角色之外，亦是时尚固有的一份子。纵观时尚史，时尚通过基于将自身隔离、直接拒绝并颠覆健康的价值观与现存权力结构来发展壮大。（例：“海洛因时髦”、Vivienne Westwood的设计、未成年时尚色情化、做旧牛仔裤……）无论这是否即是时尚的“存在理由”抑或其主要的创新来源，时尚中最有效的手段是与边缘人群而非模范公民联系在一起。
社会需要把时尚“钉上耻辱柱”
最后，我想说的是，社会需要时尚作为一种“耻辱”而存在。这是一个方便快捷、美味可口的领域，从爱到恨任君挑选。当然肯定有其它领域和时尚同样糟糕甚至更糟，但时尚无疑要比，比如说石油工业，更加性感吧。就个人层面而言，在我们从业人员已被如此定位的时尚领域中，能表现得糟糕一点也挺让我们高兴的。在时尚界，其它原本理性的、行为端正的成员们可以在这里“发泄”，做些蠢事。也许重要的是，要承认我们原本规规矩矩的生活里，有了这样一个“自由地带”也很重要。我们需要时尚成为一个能做坏事的地方，无论是亲身参与（比如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被震惊然后沉迷于自我道德正义——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自我感觉更好一些。
结论
为了能摆脱耻辱感，并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支持，也需要集体打造未来愿景。借鉴其它同样受到羞辱的领域（比如戒除酒瘾），分享羞耻的经历是继续前进的重要一环。但在时尚产业，“羞耻感”常常零星得很寂寞，因为时尚行业是由强大的个体而非凝聚的集体组成的。时尚产业的文化并不总是鼓励人们去分享怀疑、恐惧或不足。没有更容易实现的方法来直面这些问题，向环境退化、使用童工、过度消费等领域展开冒险，依旧会令人感到不舒服。
我与来自时尚产业不同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们，打造了一个有关时尚与可持续性的专题研讨会，经常能得到人们表示欣赏的反馈，他们本着对时装的共同热爱，在论坛上以探索的方式讨论前述问题。与会者们在讨论时，展露出对其讨论问题的近似渴望的情感需求。实际上，能亲眼见证许多人共同分享了他们的担忧，以及见证CSR（企业社会责任）经理与时装设计师达成的新理解，着实令人感动。
被完全“消了毒”的时尚体系，会是什么样？会不会不再有精英主义、“颜值至上”、环境破坏，以及今天热爱皮草明天厌恶皮草的反复无常？会不会没有了实验精神？时尚永远不能是温驯无害。时尚永远应该挑衅，应该争取弹眼落睛的创新与表达：时装时刻应该将魔法牢牢掌握。时尚是一场冒险，也应该是一场冒险。时尚应该是能让我们难以抑制的对个性身份的探索，应该无休止追求新的文化并置。
时尚的疆界广阔，定义模糊，囊括了大型时装发布会到个人在镜子前进行造型实验，从概念提案到价值链中购物等等一切。我们可以期待，尚处发展早期的针对时尚本身与时尚实践的理论构建工作，将能帮助我们分清自己内心与外部世界中有关时尚的复杂情感与特征。这样将“耻辱”拆分到对的地点、尺寸与色彩，辨明哪些风险可能在时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风险而哪些不明，或许是十分重要的。
Vestoj是一个对时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多重媒体平台。截至目前位置，其旗下包括一本年刊、一间在线网站以及常规举办的Vestoj沙龙，其围绕时尚展开探讨的主题涵盖“物质记忆”、“羞耻”、“权力”、“时间”、“失败”等，其最新的一期主题为“男子气概”。每一个Vestoj项目都反映并阐述了当代性思维对时尚理念及其对社会的贡献的反思和实践。
本文作者Mathilda Tham博士是伦敦金史密斯大学（Goldsmiths University）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员与讲师，以及瑞典林奈大学（Linnaeus University）教授。
（来源：B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