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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依存度是指国外油、气进口量占国内油、气消费总量的百分比。它在衡量一国能源安全的程度，且引起人们对国家能源安全关注等方面，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对外依存度不能区分一个国家在海外获取油气资源能力的强弱，没有更深层次地揭示国家能源安全的本质，也没有体现出石油公司在海外经营所获得的油气净产量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作出的贡献。
因此有必要提出“综合对外依存度”这一概念。
这一概念将一国企业在海外获取的油气净产量，纳入统计视野。具体指国外进口的油、气量，扣除在海外获取的油、气净产量后，占国内油、气消费总量的百分比。
计算公式如下：综合对外依存度=（从国外进口量-企业在国外获取的净产量）/国内消费总量×100%。（注：油、气分别计算）
理论上，一个国家要保障油气安全，首先要拥有足够的油气资源获取能力，其次要保障油气运输通道安全。
油气资源获取能力，由贸易购买能力大小和海外企业经营分成产量多少来体现。和平时期贸易购买能力，直接反映油气资源获取能力。此时，该国公司在海外获取油气净产量的保障功能体现不明显。企业在海外经营所获取的油气，既可以运回国内来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也可以在国际市场直接销售，获取经济利益。
然而，一旦国际市场供应紧张，尤其是战争等极端形式引起局势紧张，常规贸易购买获取油气资源能力不足时，该国企业在海外获取的油气净产量就显得弥足珍贵，其对该国油气能源安全的保障作用会凸显，一定会被优先运回国内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现实情况下，不妨看看日、韩、印、中四国。日、韩均属于油气资源极度匮乏国家，对外依存度近乎100%。但这两个国家都有诸多企业在海外拥有不少油气区块权益，每年能获得一定的油气净产量。
据国际市场研究机构Wood Mackenzie数据，2019年，日本的10多家公司在海外获取油、气净产量分别为3050万吨和393亿方，占其国内消费量的比例分别达17%和36.2%。从综合对外依存度角度看，意味着其油、气对外依存度由近乎100%分别调降17%和36.2%，分别达到82.4%和62%。
同理，韩国的油、气的对外依存度也可由近乎100%，分别降至93.8%和91.7%；印度油、气对外依存度，也可由92.8%、56.7%，分别降至86.5%和48.4%。
2019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3.8%和47.7%，当年获取的海外油、气净产量分别为0.95亿吨和475亿方。
以综合对外依存度计算，中国2019年的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可调降13.9%和16.7%，分别为59.9%和31%。
如此看来，由于在海外拥有油气区块而有了一定的油气获取和掌控能力，特殊时期下，这些国家油气安全对外依赖的程度可以大大降低。日本的表现尤其抢眼，其次是中国。
就体现各石油公司的海外贡献而言，中石油2019年从海外获得可观的油、气净产量，从综合对外依存度角度，为国家能源安全分别贡献了6.7和7.1个百分点，这就是中石油对保障国家油气安全所做的贡献。同理，其他海外油气业务企业也都不同程度地为国家能源安全作出了看得见、算得出的贡献。
使用“综合对外依存度”概念，还能起到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油气能源高依赖性国家，使用“综合对外依存度”概念对民众的不安心理有一定的平抑作用。
当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超过70%、45%高点时，民众忧患意识普遍增强的同时，也存在或多多少的不安心理。如果他们知道国家在海外还有油气资源，且占有不小比例，不安心理或得到缓解。
对于为海外油气业务奋斗的工作人员而言，这一概念则有精神褒奖作用。由于资源分布特点，这些海外油气工人绝大多数常年居于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做出巨大的牺牲。“综合对外依存度”的概念若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那也是他们的荣光。
“综合对外依存度”概念，对扩大海外油气业务，还能起指引作用和“天花板”警示效果。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计，中国油、气综合对外依存度以努力控制在45%和30%以内为宜。
据中国工程院预测，2030年，中国油、气消费分别为6.29亿吨和6200亿方，国内石油产量只能保持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可望达到3400亿方。要想不突破综合对外依存度上限，从海外获取的油、气净产量必须分别达到1.46亿吨和940亿方。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海外石油人未来努力的方向。
按照以往经验，1份的海外油气净产量，需要2倍的权益产量、4倍的作业产量来保障。因此，1.46亿吨和940亿方的油、气净产量，分别需要5.84亿吨和3760亿方的作业产量来保障，这分别相当于全球油、气产量的11.68%和9.4%。要达成这一宏伟目标，并不容易，尤其需要海外石油人更加百倍的努力。
（注：本文原始数据除特别注明的外，均来自Wood Mackenzie。）